專訪｜守護好民間故事這塊精神植被——訪民間文藝家、民間故事研究專家劉守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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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藝評論》名家專訪

守護好民間故事這塊精神植被

——訪民間文藝家、民間故事

研究專家劉守華

采訪人：鄧立峰

劉守華簡介：1935年8月出生于湖北仙桃。1956年開始投身于民間文學研究，任教于華中師范大學，先后擔任碩士生導師、博士生導師、中文系主任、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民間文藝學年鑒》主編等，1981年至2001年兼任湖北省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主席。出版著述《中國民間童話概說》《故事學綱要》《比較故事學》《中國民間故事史》《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研究》《民間文學：魅力與價值》《民間故事的藝術世界》等，在中國臺灣出版著述《道教和中國民間文學》，在日本出版合編的論文集《日中昔話傳承之現狀》及《中國韓國日本民間故事集》。2023年至2023年，十卷本《劉守華故事學文集》由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2023年9月，獲“中國文聯終身成就民間文藝家”榮譽稱號。

一、與民間文學相伴六十余年

鄧立峰：最近兩年，對您來說可謂收獲滿滿，雙喜臨門：2023年至2023年，您的十卷本《劉守華故事學文集》由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在學術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反響強烈；另一方面，您又剛剛獲得了“中國文聯終身成就民間文藝家”榮譽稱號，這一榮譽無疑是對您民間文學重要研究成果的認可與贊譽。

劉守華：的確，這“雙喜”都是對我民間文學研究生涯的褒獎。獲得榮譽后我寫了16個字：“意外獲獎，感恩時代，延年益壽，奉獻余熱。”為什么會寫這16個字呢？首先，我從事民間文學研究已有六十余年，沒有想到自己能獲得“中國文聯終身成就民間文藝家”這一榮譽稱號，當我獲知此消息時，感到非常意外，我非常感激中國文聯和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對我的關心和關注。同時，我想到的是要感恩時代，感謝黨和政府對民間文藝事業的關心。我今年已經87歲了，雖然已經退休，但我還是想盡我所能奉獻余熱，為中國民間文學事業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在我看來，《劉守華故事學文集》的出版就是我獻出的一份力量。《劉守華故事學文集》一共十卷、四百六十余萬字，其中包括《中國民間故事史》《中國民間童話概說》《佛經故事與中國民間故事演變》《道教與中國民間文學》《比較故事學》《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民間文學》等學術作品，是我六十余年學術成果的結晶。值得一提的是，《佛經故事與中國民間故事演變》一書曾在2023年獲第十一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民間文藝學術著作獎。我認為，能夠獲得“中國文聯終身成就民間文藝家”榮譽稱號，自然與我寫出的這些作品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劉守華故事學文集》中收錄的《中國民間故事史》一書，可以算是我的代表作，近幾年由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立項，正在推進翻譯事宜，目前已有三個學術機構進行翻譯。其中，暨南大學有關譯者正在將其譯成英文，準備在美國出版；曲阜師范大學正將其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負責將其譯成俄文，在俄羅斯出版。目前，這三種譯本已經翻譯完成，書稿正在出版社評審環節之中。另外，首都師范大學相關機構正在申報西班牙文翻譯項目，籌劃本書在阿根廷出版。我很高興自己的作品能夠走出中國，走向世界，我認為，向世界展示中國的民間故事，展現中國根基深厚的歷史文化，對將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向世界、增強我們的文化自信有所助益。

△《劉守華故事學文集》書影

鄧立峰：說起您跟民間文學的緣分，還要追溯到20世紀50年代初期，那時您還是沔陽師范學校的學生，當時是怎樣的契機讓您跟民間文學結緣？

劉守華：我出生于湖北省沔陽縣周家榨村，這是江漢平原上的一個村子，在那里，村民們喜歡聚在一起“擺古”，講述各種各樣的故事，我很喜歡這些民間故事，它們給了我最初的啟蒙。現在回想起來，我的童年是在抗日戰爭的烽火中度過的，我從小就深受民間歌謠、戲曲、故事和傳說的滋養。我的父親劉承烈曾是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員，參加過洪湖地區的農民運動，所以后來參與收集洪湖革命歌謠時，我與民間文學結緣也是順理成章的事。1950年，我考入了沔陽師范學校，當時，鐘敬文先生編選的《民間文藝新論集》已經問世，我從這本書中獲得了關于民間口頭文學最初的認知。

此時，縣政府要籌辦土地改革展覽，我被抽調成為工作人員，主要任務是搜集洪湖革命歌謠。當時，洪湖革命歌謠是非常流行的，20世紀50年代初期還被編入中學語文課本之中。這次參與搜集工作，讓我對洪湖革命歌謠有了更深入的接觸和了解。“睡到半夜深，門口在過兵，婆婆坐起來，順著耳朵聽”“又不要茶水，又不驚百姓，只聽腳板響，不聽人做聲”……類似生動有趣的歌謠緊緊抓住了我的心。雖然選取進入展覽的歌謠只需要幾篇，但我的筆記本上卻記錄了二三十篇。我從其中選取十篇歌謠，抄寫下來，寄到新創刊的北京《說說唱唱》雜志，他們選用了兩篇刊登；與此同時，我將自己創作的散文《洪湖漁民的歌聲》投寄給《湖北日報》，于1952年10月1日國慶特刊上刊發出來。《洪湖漁民的歌聲》的署名是劉毅，從這篇文章之后，我的文章不再使用筆名署名。就這樣，我為自己打開了民間文學的大門。

1953年，我從沔陽師范學校畢業，被保送至華中師范學院(今華中師范大學)，在中文系讀書，我對民間文學的興趣日益濃厚。1956年，黨中央號召青年學生和知識界“向科學進軍”，口號喊得很響，我也積極響應，我對民間文學感興趣，所以選擇了從民間文學的方向向科學進軍。1956年發生了兩件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事：其一，當年7月1日，我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其二，1956年，我發表了好幾篇與民間文學相關的文章，其中一篇《慎重地對待民間故事的整理編寫工作》算是我的成名作。《慎重地對待民間故事的整理編寫工作》發表在《民間文學》雜志上，我對民間故事的收集、整理、改編發表自己的看法，引起了一陣轟動，很多學者都參與了相關討論。我算是正式跨入了民間文學的學術園地，也于1958年加入了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前身)。

或許正是因為我在民間文學方面取得的這一點成績，1957年畢業時我被分配留校任教，在華中師范學院從事民間文學專業的教學研究工作，這一干，就是六十多年。

△《民間文學》雜志編輯1956年11月就刊發《慎重地對待民間故事的整理編寫工作》一稿致劉守華的信

鄧立峰：六十多年來，您一直在從事民間文學尤其是民間故事學的研究，民間故事到底有著怎樣的魔力，讓您一直把焦點放在這個研究對象身上？

劉守華：魯迅先生曾說過，民眾講的故事就是小說的起源，那些善于講故事的鄉人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確如此，民間故事的內容非常廣博，實際上可以被看成是民眾生活的百科全書；民間故事的語言也非常豐富，是人民群眾口頭語言藝術的一種集中體現。往更深層次講，民間故事既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娛樂形式，也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心靈的窗口，正因為它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所以才有了深刻的文化內涵。

我從各個角度研究民間故事，研究它的起源與歷史，研究兩千多年來民間故事的演變歷程，研究它與道教、佛教的關系，并將成千上萬個民間故事歸納成若干類型進行類型研究，把各個民族及中外的民間故事加以比較進行研究……它是如此博大精深，所以一直在吸引著我的關注。

△1989年劉守華照片

二、一路探索，從比較故事學到故事詩學

鄧立峰：正如您所說，對民間故事進行比較研究一直是您所提倡的，這不同于前人的研究方式，推進了中國民間文學研究向前發展，而比較故事學也成為您重要的學術成果之一。您是出于什么想法開始比較故事學研究的？相比以前的研究范式，比較故事學有怎樣的價值？

劉守華：傳統的民間故事研究，一般使用的是傳統的文學研究方法，分析故事的主題、教育意義、藝術價值等等，用類似于評論小說的方法來評論民間故事，這并不能充分揭示民間故事的特點和魅力。改革開放之后，我們有機會接觸到外國的學術成果，也能學習到國外跨學科研究的方法，民間故事研究的路子更加寬廣。我曾先后邀請丁乃通、飯倉照平、李福清等外國學者以及譚達先等港澳學者來華中師范大學講學，也于1992年11月到訪日本，與當地民間文學研究者進行交流，這都讓我受益匪淺。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美籍華裔學者丁乃通把國際上比較流行的歷史地理學派的研究方法介紹給了我們——1985年，我邀請丁乃通到華中師范大學講學一個月，他熟諳芬蘭歷史地理學派的學術規范和研究理念，以該學派的研究方法分析中國民間故事，研究視野融通古今中外。他在講學過程中指導我們使用歷史地理學派的分析方法來探究中國民間故事，對我們啟發很大。歷史地理學派研究方法的核心，是研究民間故事的生活史，把一個民間故事分成若干類型和若干母題，將其放在一定的歷史背景和地理條件中，探討它存在的價值和演變的歷程。這種方法能將民間故事中的特殊性提取出來，彰顯其作為民間口頭文學的特質，為從事跨國、跨民族的民間故事比較研究提供非常有用的方法，不僅開拓了比較研究的思路，還將民間故事研究引向更加深入的維度。

其實，從1979年開始，我就致力于民間故事的比較研究。20世紀80年代初，我與丁乃通有過書信來往，一起交流比較研究的學術問題。這之后，各種類型的學術交流都為我的民間故事比較研究提供了營養，使我的研究方法更加科學、豐富。1995年，我出版了學術專著《比較故事學》，受到了學術界的好評。

△1985年9月應邀赴華中師范大學講學的丁乃通和劉守華合影

鄧立峰：您提到了芬蘭歷史地理學派對您的影響，可以請您舉個例子談一談它是怎樣影響您的學術理念的嗎？

劉守華：一個比較典型的例子，是我長期研究的“窮孩子求好運”的故事，這個故事我研究了幾十年，在運用歷史地理學派的方法進行分析后，我獲得了很大的收獲。

一個已經窮了幾輩的小伙子，窮得不耐煩了，要出門尋好運，看看能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他求神仙，找活佛，要找出自己生活窮苦的緣由，尋求轉變命運的方法。窮小伙出門后，在路上碰上了各種各樣的人，他們在生活中也遇到了各自無法解決的難題，向窮小伙訴苦。有個農人苦惱自己栽了很多年的蘋果樹結不出果子；有位土地菩薩向窮小伙道出煩惱：自己當了這么多年土地神，卻不能升官上天做神仙；還有人告訴他，自己的女兒已經18歲了，但是個啞巴，講不了話，也找不到對象。窮小伙把這些問題一一記在心上。后來，他遇到了一個神仙，按照規矩“問三不問四”，他不能多問問題。窮小伙經過反復考慮，決定先幫助別人，把別人的問題解決，再考慮自己的問題。他把之前在路上遇到的三個人的問題告訴給神仙，得到回答：蘋果樹不結果是因為樹下埋了金子和銀子；土地菩薩不能升官是因為他左腳踏金、右腳踏銀，腳下有金銀所以不能升官；女孩18歲還不能說話，是因為沒有碰到心愛的人，碰到心愛的小伙自然就能說話了。窮小伙帶著神仙的回答往回走，農人獲知原因后從樹下挖出了金銀；土地菩薩把金銀送給了窮小伙，自己升天了，而窮小伙也成了有錢人；到了女孩家里，女孩見到他老遠就喊出了聲，這樣，他和女孩成了夫妻——窮小伙有了錢也有了家，他的命運也就此改變。

這是一個典型的“好人得好報”的故事，它在全世界流行，在中國尤其流行，中國很多民族都在講述類似的故事，有兩百多種說法。1979年，我發表了文章《一組民間童話的比較研究》，將“窮孩子求好運”的故事與《格林童話》聯系起來，把它當作一則民間童話經典之作來解讀。在這之后幾十年的思考過程中，我深深覺得需要以更超拔的眼光來分析同類故事。在對這個故事進行研究的過程中，我運用歷史地理學派的方法，將其放在更大的歷史背景中進行分析，追溯這個故事形成、演變的過程，通過查找各類歷史資料進行比較分析，我發現這個故事最早來源于一個佛教故事。佛教中勸導人向善、做好事的主張，在中國演變為“代人問事獲好報”的故事；同時，這個故事與墨家主張的“兼愛”理念也是相符的，具有詩學魅力。2023年，我將自己及其他學者研究“窮孩子求好運”故事的成果匯編為《一個蘊含詩史魅力的民間故事》，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

△俄羅斯漢學家李福清應邀赴華中師范大學講學

(1990年秋攝于劉守華家書房)

鄧立峰：說到“詩學魅力”，您近些年開始從事故事詩學的研究，在2023年發表的《走向故事詩學》一文中，您寫道：“不論是將神話、傳說、故事融為一體建立民間敘事學，還是在民間口頭文學、通俗文學、作家文學三位一體的大文學史，乃至中國文化史的宏大背景上來考察民間故事，或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廣闊視野中來審視這些口頭語言藝術奇葩，都有待于‘故事詩學’的新開拓，因而‘故事詩學’具有廣大而無比誘人的學科前景。”為什么會作出這樣的判斷？

劉守華：我認為，故事詩學是故事學研究的新方向，因此正在提倡故事詩學。所謂故事詩學，就是在分析故事類型時強調美學方法，基于美學原則精選故事文本進行傳播。作出這樣的判斷，來源于我對中國民間故事的認知。中國民間故事大多是在口頭文學、通俗文學和作家文學“三位一體”的格局下發展起來的，其中蘊含著文藝學、美學因素。類似前述“窮孩子求好運”的故事，就以高度概括的象征方式，展現了人們從被迫屈從到主宰自己命運的心路歷程，蘊含著豐沛的想象力和象征性。對民間故事進行詩學解讀，把中國文學中的詩學傳統引入到對民間故事的解析中去，能讓民間故事的藝術魅力更加充分地體現出來。

再舉一例，有一則關于趙州橋的民間故事。大家都知道，趙州橋由隋朝工匠李春建造，但在民間故事中，趙州橋是魯班兄妹在一夜之間建造完成的。魯班、魯姜兄妹打賭造橋，妹妹魯姜先造好了一座小橋，此時哥哥魯班還沒動靜。魯姜感到很奇怪，可在天快亮時，她看到魯班驅趕羊群來到河邊，魯班吆喝一聲，那一群活蹦亂跳的白羊就躺在岸邊，成了堅硬潔白的石料，趙州橋由此建成。這個故事充滿了想象力。它是怎么來的？我在道教的書中找到了類似的故事。古時候有兩兄弟，弟弟比較調皮，有一天，他跟哥哥說自己要到山里去。這一去就是幾十年，哥哥一直打聽弟弟的下落。最后，他找到在山里放羊的弟弟。哥哥問弟弟這么多年都在山里干什么，弟弟說自己在放羊，可是他的身旁并沒有羊群，弟弟指著山上的石頭說這些都是羊。哥哥不信，弟弟鞭子一揮，石頭變成了活蹦亂跳的白羊。弟弟就是能工巧匠魯班。

中國的民間故事在民眾茶余飯后的閑談中誕生、豐富。它們充滿想象力，讓人體驗到“夢幻”的感覺，這自然與中國文學浪漫主義的傳統是分不開的，中國民間故事體現了百科全書式的智慧，也體現了基于想象和夢想的文化涵養。發掘民間故事的詩學魅力，對民間故事進行詩學解讀，有助于向大眾展現它們優美動人的特質，有利于豐富人民群眾的精神生活，使我們從中獲取精神力量。

近兩年，我依托這些富有魅力的傳統民間故事，精編為《中國民間故事》一書，為學生們提供閱讀材料，而這本書也成為“統編小學語文教科書指定閱讀書系”的一種，為滋養學生們的精神生活發揮了作用。

三、深入鄉土，才能切身體驗“民間”奧秘

鄧立峰：從您對故事詩學的分析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傳統民間故事與現實生活的聯系，您是怎么看待這種聯系的？

劉守華：其實，我之所以推崇故事詩學，對民間故事進行詩學解讀，就是為了推動民間故事“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我們將從群眾口中收集到的民間故事用文字寫定，選擇比較好的故事文本，作為文學作品向大眾普及，讓民間故事繼續在人民中間發揮文化滋養的作用。

毫無疑問，民間故事和我們的生活有著很大的關系，就像是一種滋養著人們精神生活的植被，我們離不開它們。正如前述“窮孩子求好運”的故事表現了人們覺醒到要改變自己的命運，不服從命運安排的積極心態；同時，那種因為幫助別人而改變自己命運的做法，也體現了互利共贏的現代價值。其實，我們可以將這個故事看成是成千上萬農民工背井離鄉外出打工的文化象征，他們同樣期待以自己的外出勞作改變命運。

由此可見，民間文學一直是反映人民群眾生活現實的鏡子，具有強烈的生活屬性。同時，民間文學也是人民群眾特別是勞動人民生活的伴侶，它為一代又一代中國人提供了生活智慧和價值參考，幫助大家樂觀、自信地生活。從這一方面來看，毫無疑問，民間文學對中華文化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塑造了中華文化的性格、特征。而我們依托民間故事考察中華民族的歷史，觀察中國人生活的點點滴滴，同樣可以產生很大的收獲。在我開始從事民間故事研究的初期，就意識到了這一點。

△在中國臺灣屏東縣考察研究魯凱族民間故事的劉守華(左一)和臺灣文化大學教授金榮華(右一)(1995年8月)

鄧立峰：如您所說，民間故事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系，它們誕生于大眾的生活經驗，以想象力為驅動，在口口相傳的過程中不斷豐富。與之相契合的是，在您對民間故事進行研究的過程中，同樣注重“民間”，以深入鄉土的采風和考察為基礎，我想，這不只是出于方法論方面的考慮，還內含著一種“到民間去”的學術取向。

劉守華：的確如此，我多次深入鄉土，追訪民間“口頭文學家”，與他們建立了良好的關系。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擔任湖北省民協副主席、主席期間，在普查中我發現了很多民間故事講述家，而在一些地方，民間故事講述家聚集、民間故事“儲量”驚人，于是，我開始對這些故事家和故事村進行深入考察、重點采錄，參與開發了湖北民間文學的“三家三村”(故事家劉德培、劉德芳、孫家香，以及伍家溝民間故事村、呂家河民歌村、青林寺謎語村)。同時，圍繞故事家成長和故事村形成的文化環境，我也寫出了多篇論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故事家和故事村的發展，是改革開放后中國民間文學領域出現的一大盛事。

以劉德培為例，這位鄂西山區五峰縣的農民，有著出色的講述故事的口才。他家境貧寒，但樂觀開朗，年輕時干過十幾個行當，因此見多識廣、人生經驗豐富。20世紀40年代，劉德培曾帶領同伴翻山越嶺背運貨物，途中歇腳時，講故事成了劉德培娛人悅己的重要方式，就這樣，劉德培練出了講故事的口才，成了“口頭文學家”。劉德培的講述語言樸素簡練，對故事細節的編排卻非常用心，他善于在看似漫不經心的講述中道出奇趣，而且在講故事的過程中穿插吟詩、聯對、猜謎等，一張嘴就是一臺戲。我們對劉德培講述的故事進行了采錄，并發表出來，引起了大家的關注。199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與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聯合命名表彰“中國十大民間故事家”，其中劉德培居于首位。他的老伴曾對我們說：“那個老頭，如果不是你們發現了，可能他就是一個紅苕埋在地里頭爛掉了。”

劉德培老人去世時，我們參加了他的葬禮。有一件事讓我印象深刻。鄂西土家族地區有跳喪的習俗，在為劉德培老人跳喪后，我出了一身汗，這時，一個身穿孝服的女人來到我面前，雙膝跪地，托起一盤熱水，請我擦汗。這是劉德培老人的孫媳婦，她用這種方式感謝跳喪者。這一刻，我禁不住熱淚盈眶，把她扶了起來，并再次擠進跳喪者的行列之中。

這就是我們的“口頭文學家”，他們生活在這樣樸素、動人的文化環境中，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全是豐富的故事素材，他們的口中也常常脫口而出引人入勝的民間故事。我曾經說過：“一個地區杰出的故事家，往往具有如同吸鐵石那樣吸收凝聚民間口頭文學創造成果的巨大能力。”這種情況下，我們只有走入鄉土、深入民間，才能切身體驗到蘊含在民間故事中的奧秘，感受到民間文學的魅力。

△劉守華率中日學者烏丙安、陳建憲、袁學駿、野村純一、福田晃、加藤千代、橋谷英子一行赴鄂西五峰縣山村訪問故事家劉德培(1993年3月)邱紫華攝

鄧立峰：2002年年底，您在湘西山區參加完一個學術研討會后去做田野調查，在回程的途中遭遇車禍。據華中師范大學原副校長黃永林回憶，大家趕到醫院看您時，您還處于休克狀態，醫生告訴他們，如果不是及時搶救，恐怕性命難保，在您恢復意識后，問的第一件事就是您的調研記錄是否還在，當時在場的人都流下了眼淚。那時您已經67歲了，仍然奔波在田野之間，支撐著您前行的，一定是對探尋“民間”奧秘的執著吧？

劉守華：民間故事曾伴隨我們這一代人走過童年時光，年紀越大，我就越能感受到它在我們身上烙下的印記，在之后的歲月中也深深影響著我們的生活，有些民間故事甚至會讓人終身難忘。對我來說，可能我聽過的每個故事都滲入了我的基因之中，我放不下對它們的念想。民間文學和民間故事研究都有著廣闊的天地，值得進行更深入的探索，我一直勉勵著我的學生投入其中。我有一個習慣，送給每位畢業的研究生一份論文手稿，既是留作紀念，也是為了激勵他們在民間文學事業上繼續前行。

四、要正視民間文學高等教育存在的問題

鄧立峰：對“民間”的執著，對鄉土和田野的關注，在您的教學活動中應該也有所體現吧？

劉守華：我畢業后一直在華中師范大學任教，2023年才停止了教學工作，在我幾十年的民間文學教學生涯中，我既重視課堂教學，也一直在引導老師和學生參與實踐活動。我主張課堂教學和田野實踐相結合，并以此為方向試行教學改革，成效顯著，還曾于1993年獲得湖北省人民政府教學改革一等獎。為什么要重視實踐？一方面，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不管我們做什么工作，都要重視這一點，在教學活動中，特別是文科教學的過程中，尤其要注重實踐。另一方面，我一直認為，教授民間文學，不能只講書本上的東西，民間文學本來就是從人民群眾中來的，所以，那些會講故事的人、會唱歌的人、會唱戲的人，都是我們的老師，我們要好好向他們學習。講故事、唱民歌、唱戲，都是民間文學鮮活的形式，學習和研究民間文學，一定要走出課堂，要重視人民群眾的創作成果，尊重人民群眾的創造才能。而民間文學教育也一定要提倡社會實踐，我認為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想法，對民間文學教育的進步有所助益。所以，不管是在教學的過程中，還是在編書的時候，我都十分注重凸顯人民群眾的智慧和創作才能，這算是我的一個特點。當然，不只是民間文學的教學和科研工作，我們的文化建設都要面向人民群眾，尊重人民群眾。

鄧立峰：有人說：“如果中國民間故事是一座富礦，劉守華就是那個點石成金之人。”我想，這既是對您民間文學學術研究生涯的積極評價，也是對您幾十年來民間文學教育工作的贊美。您在華中師范大學任教六十多年，可以說是中國民間文學高等教育發展歷程的見證者——您不僅為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創建了民間文學專業，建立了本科、碩士、博士系統的教育體系，還培養了大批民間文學專業人才。在您看來，六十多年來，中國民間文學專業的高等教育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

劉守華：華中師范大學于20世紀50年代在中文系開設“民間文學”課程，1960年編印教材《民間文學》，至今已有半個多世紀的歷史。那時候，民間文學只是一個小學科，不受重視，當教育主管部門要求調整學科、壓縮碩士點和博士點時，很多高校都不再單獨招收民間文學專業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直接把這個專業的碩士點和博士點砍掉了，合并到社會學或民俗學中招生。幸運的是，華中師范大學的領導覺得民間文學有價值，保留了民間文學的教學工作，并將它留存在中國文學二級學科之中，作為中國文學教學工作的一部分，幾十年堅持了下來。

改革開放以后，民間文學專業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尤其在與外國學術思想的交流中，我們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也進步了很多，就像前面說的那樣，我們的研究視野得以開拓，研究成果也越來越顯著。

1985年以來，華中師范大學所培養的一百多位民間文學專業碩士生、博士生中，已經有三四十人在高校任教，其中還產生了黃永林和肖遠平兩位高校校長，他們已經成為積極推動中國民間文藝事業發展的中堅力量。而對我而言，退休并不意味著不再貢獻自己的力量，我也在盡我所能發揮余熱，幫助后來者繼續前行。從教師崗位上退休時，我捐出依靠我的學術著述獲得的十萬元獎金，在華中師范大學設立了劉守華獎學金，獎勵民間文學專業優秀學生，激勵他們繼續在民間文學領域探索。

△2002年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研究生學位論文答辯合影

鄧立峰：在您看來，今天民間文學的高等教育還存在哪些不足？應該在哪些方面加以提升？

劉守華：在今天，雖然我們取得了很多成績，但民間文學教育發展仍然很不充分、不平衡，對于學科建設，各個高校之間沒有統一的要求，自發性比較強，這與其他學科相比還有差距。要促進民間文學專業高質量發展，為它注入新的發展理念，我們必須要正視這些問題。

其中一個顯著的問題是，民間文學作為一個小學科，在學科目錄中，還沒有一個正式的“戶口”，它在社會學二級學科民俗學之下，對于民間文學的學生，學校可以招，也可以不招，這就造成了民間文學教育在各個高校間不平衡發展的狀況。我覺得，未來民間文學專業應該有一個正式的“戶口”。

總體來說，我們應該增強對民間文化的關注，提高對于民間文學的認知，我一直謹記鐘敬文先生在近百歲時在我的筆記本上題寫的一句話：“吾儕肩負千秋業，不愧前人庇后人”，我們要把民間文化看成與國家、民族相關的千秋大業，把這門學問做好，教好學生，不辜負人民對我們的期望。

△2023年9月，劉守華獲頒“中國文聯終身成就民間文藝家”榮譽稱號吳京男攝

訪后跋語

我感到驚訝，坐在我面前的這位87歲的老先生，竟有著如此充沛的體力和精力。

那是在2023年9月于杭州舉辦的第十五屆中國民間文藝山花獎頒獎典禮現場，典禮開始前，我早早趕到現場，走進休息室，看到劉守華先生等候在那里。對于這位大名鼎鼎的民間故事研究專家，我早就有所了解，也熟知他的一些故事，只是一直沒有機會當面請教。這次來報道山花獎頒獎，劉守華自然是一定不能錯過的采訪對象。約采訪之前，因為劉先生的年齡，我對采訪時長和具體采訪內容都心里沒譜，想著他千里迢迢由武漢來到杭州，還要出席一場時間不短的頒獎典禮，我的采訪一定不能讓老先生感到疲憊，要給他留出充足的時間休息，因此，采訪或許不能問太多問題，也不能交流得太深入。抱著這樣的顧慮，我給中央民族大學教授林繼富老師發信息詢問——林老師是劉先生的學生，也一直與劉先生保持著聯系——林老師告訴我：沒問題，劉老師身體很好，也非常高興能接受采訪，放心問問題！就這樣，經林老師引薦，我與劉先生提前打好招呼，并在休息室里進行了采訪。

采訪持續了一個小時，我把自己想了解的問題盡數問出，劉先生思維清晰，侃侃而談，細致地解答了我的問題，說起關于民間故事的話題，老先生一直很興奮，一點都沒有疲憊的感覺。從他的言語和回答中，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對民間文學尤其是民間故事的熱愛。我想，正是對于民間故事的這份深情，讓老先生面對一個研究對象堅持了六十多年——這在學術研究領域并不多見，也正是由于這種專一而為之的精神，劉先生成為民間文學研究領域的“終身成就民間文藝家”。

回到北京，《中國文藝評論》雜志聯系到我，希望登載劉先生的訪談稿，我便將一個小時的采訪全文整理出來，又聯系劉先生進行了內容補充，最終成稿。期間得到了劉先生的大力支持，他委托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曾艷老師將十卷本《劉守華故事學文集》寄送給我，并對采訪中的一些細節進行了耐心解釋。而在翻閱劉先生著述的過程中，我對他的學術生涯和中國民間文學發展歷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讓我更加敬佩這位“中國民間故事點石成金之人”。

尤其讓我感動的，是劉先生對于師長和學生的深厚感情——在采訪過程中，他數次提到鐘敬文、丁乃通等先輩對自己的影響，而對于自己的學生也同樣如數家珍。在收錄于《劉守華故事學文集?第十卷》中的《我和民間文藝50年不解之緣》一文里，他深情地寫道：“學生是老師事業與學術生命的延續，我永遠懷念從童年起不斷給我以知識和力量，點燃我心田圣火的那些可敬可愛的師長，我也愿意排列在他們后面作這樣的老師度過自己的一生！”我認為，對于師長和學生的愛，反映了劉先生以學術為志業的熱情與高遠，也必將激勵著他的學生在中國民間文學研究道路上奉獻自己的智慧，大概這就是劉先生所說的“延年益壽，奉獻余熱”的一種重要形式吧，而這也必定是“學術人”對于學術事業發展最大的貢獻。

*采訪人：鄧立峰單位：中國藝術報社

*《中國文藝評論》月刊2023年第12期

文章來源：《中國文藝評論》2023年第12期

圖文來源：微信公眾號”中國文藝評論“2023-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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