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建紅（法學博士）

因為工作的關系，每周需要在濟青之間往返，其間大部分時間除了看手機刷微信就是看看書。于是，一些筆觸清新的學者們的回憶錄，就成為閱讀的首選，有時候竟會產生一種錯覺，仿佛有一位老友在與你同行，他將他的故事向你娓娓道來，你只需靜靜聆聽精彩之處用筆劃下來即可，像極了朋友圈兒中的點贊，這也是一種很有趣的體驗。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是法科學生的必讀書，國內較早譯本是商務印書館“漢譯名著本”系列中的一種，像這樣“高大上”的書，只能硬著頭皮讀下來，最終還得通過他人的解讀才能大致了解大意。商務版該書的譯者是何兆武先生，除《社會契約論》外，帕斯卡爾的《思想錄》、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文集》、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等，都出自何先生之手。能翻譯這些書的人，想必應該是一本正經、不茍言笑之人，直到讀了由先生口述、文婧女士執筆的《上學記》，才意識到何先生實際上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其口述體的文風更是讓人如沐春風。該書自出版以來被一再加印，到2023年6月已被12次印刷，在這樣一個網絡年代，也算得上是出版界一道奇異的風景了。

在《修訂版序言》中，何先生談起《上學記》的成書過程，說它純屬偶然產物。文婧女士向何先生了解一些有關“舊時代學生生活的情況”，在與何先生的“東拉西扯地信口閑談”之后，文婧女士將談話的內容整理成書出版，對于何先生而言，“事先并無寫書或出書的念頭，只不過是零星回憶一些往事而已。”所以他特別告誡讀者，“回憶錄不是學術著作，也不可以以學術著作視之，讀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學術著作的，來要求個人回憶錄”，因為個人的回憶錄“所根據的全然是個人的印象和感受”，這與學術著作要有嚴格的客觀根據不同。也許正因為回憶錄更多地依賴于個人的主觀印象，才使其褪去了學術著作的枯燥與刻板，增加了鮮活的人世氣息，也才使其收獲了眾多的讀者。

何先生說他在西南聯大時曾讀過四個系，這對于今天的我們來說實在太不可思議了。他在一年級時念的是工科，土木系。何先生上土木系的原因也比較偶然，只是看了豐子愷的《西洋建筑講話》“覺著挺有意思”，于是就學了建筑。可是到了第二學期，他的興趣卻轉移了，他把功夫都用在了讀詩和看小說上，所以就選擇了歷史系。選擇歷史系的原因是因為他從小住在北京，看了好些個皇宮、園囿，那些皇家園林很容易使人“發思古之幽情”；另外，其時的何先生“對人類命運也很關心，以為學歷史能更好地理解這個問題”。從何先生選擇專業的心路歷程來看，大學者和我們普通人也差不多。我們平常總告誡年輕人盡早“規劃自己的人生”，這實在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很難的事情。

講到自己求學的經歷，就一定會說到自己的授業老師，當時的西南聯大薈萃了一大批精英學者。有的老師上課比較隨意，比如教國文的老師高興講哪篇就講哪篇，“今天選幾首李白、杜甫的詩，明天選《史記》里的一篇來講，沒有標準教本。有的老師則會非常系統地教科書式的講，比如清末經學大師皮錫瑞的孫子皮名舉先生教的西洋近代史，就講得非常系統，有條理。皮先生每堂課只講一個題目，而且恰好能在下課時把這個題目講完，據說以前只有蔣廷黻能做到這一點。”何兆武先生說他后來教學時也想學著做卻非常失敗。估計許多大學老師都有同感，一個人講課的時候往往思維活躍，很容易發散性地“聯想”到一些相關的東西，所以講著講著就跑題了，時間一到就只好下課了。講課時的收放自如是一種基本功，沒多少人能做得到。

對于聽不懂的課程，何兆武先生老實承認自己是一竅不通。比如，金岳霖先生很投入地講授的邏輯學課，他在上了一年后依然不知道學了些什么。而對于一些不喜歡的課，何先生也是要毫不猶豫地逃課，并不是老師沒水平就是單純不喜歡。比如，北大歷史系主任姚從吾先生的課，“總覺得沒什么內容，還不如我自己借本書看呢。”

相反，另外一些老師的課即便不是必修課、不計學分，學生們也會從頭到尾聽下來，比如說張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再比如講明史的鄭天挺先生的課，不但是歷史系的學生去聽，甚至是理學院或文、法學院的學生也都去聽。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鄭先生的課容易過，凡是選了課的考試至少七八十分，所以物理系的或化學系的學生也就都選明史來“湊學分”了。當然鄭先生的課確實講得有趣味，他能就明太祖朱元璋“五岳朝天”的相貌整整講一節課的時間。

其實，今天的大學課堂上也有許多有趣或有特點的老師，學生們的選擇也一如何先生一般，聽或者不聽悉聽尊便，只是對老師們講課時的要求多了不少，講課的內容也大多有統一教材。時代在進步，學校教學條件也越變越好，希望我們能出更多的大師。漫畫/陳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