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站起來了，中國富起來了，中國胖起來了。
　　
　　中國的胖，和吹氣球一樣，胖得大張旗鼓。據《富態：腰圍改變中國》一書計算，體重超標的人口應當已經超過了兩億，相當于美國胖子的總和，而且將在20年左右達到美國人的肥胖比例。
　　
　　中國的肥胖癥，一部分是因為食物的富足，另一部分是因為縱欲——對食物有種窮兇極惡的熱情，這種熱情像是對饑餓記憶的一種報復。
　　
　　新中國成立以來，大部分記憶都與饑餓有關。2009年1月，中國作家莫言在斯坦福大學發表演講，題目叫作《饑餓和孤獨是我創作的財富》，演講回憶了自己童年時期饑餓的經歷，當時還是孩子的他，每天想的就是如何搞到食物，孩子們像一群饑餓的小狗，在村子中嗅來嗅去，尋找可以果腹的食物，吃樹上的葉子，葉子吃完了就吃樹的皮，樹皮吃光后就啃樹干。孩子們練出了一口鋒利的牙齒，后來其中一個當了電工，他的工具袋里沒有鉗子也沒有刀子，像鉛筆那樣粗的鐵絲毫不費力就可以咬斷。
　　
　　那時候，莫言的鄰居是一個被打成右派的大學生，兩個人經常在勞動的間隙分享對食物的記憶和欲望。大學生說他認識一位作家，白白胖胖的，寫了一本書，得了成千上萬元稿費，每天吃三頓餃子，肥肉餡的。咬一口，那些肥油就唧唧地往外冒。為了每天能吃三頓餃子，莫言決定當一位作家。
　　
　　那個時代的記憶，是生存的艱難與饑餓的考驗、土地的貧瘠與現實的困窘。
　　
　　如今的莫言也變得白白胖胖的，饑餓只不過是一段記憶，一個談資，一段令外國人嘖嘖稱奇的故事。
　　
　　人為什么會肥胖？這和記憶有關。在石器時代，高脂、高糖、高熱量的食物是活下來的條件，人們靠此儲存能量。現代社會的人，已經沒有了遠古時期人類的巨大勞動量和體能消耗，可是記憶里卻仍然保持著對高熱量食物的欲望。
　　
　　中國自古以來也有“饕餮”的說法，而現在的人卻誤把“饕餮”當成對食物的贊美，很多人自稱“饕民”來表示自己愛吃、會吃，而忽略了這個詞本身的懲戒與訓誡意味。
　　
　　所有的勤勞，都是為了變得再懶一點兒。
　　
　　一位韓國教授來到中國對我說：“我發現你們中國人都喜歡邊走邊吃。”他所在的地方是北京的五道口，這里有搜狐、新浪、網易等網站，周圍來來往往的都是在城市奮斗的年輕白領。他又說：“在韓國也一樣，午餐時間只有二十分鐘，每個人都狼吞虎咽，快快吃完。”
　　
　　吃飯都如此倉促，更不用說抽出時間鍛煉了。比起費半天勁兒找一個干凈寬敞又便宜的運動場所，晚上在家吃外賣看美劇似乎顯得要合理和劃算很多。
　　
　　中國人變得越來越勤勞，中國人也變得越來越“短”。對于與生存沒有那么多關系的事情，人們越來越不愿意付出時間成本。“送貨上門”貫穿著中國整個服務行業，“讓您足不出戶，就可以……”的標語顯得越來越吸引人。
　　
　　所有的勤勞，都是為了變得再懶一點兒。
　　
　　中國要是再胖下去，該怎么辦？肥胖從審美問題變成了一個健康問題，而現在已經上升為了一個道德問題。
　　
　　2002年，一位來自威爾士的女士在橫越大西洋的航班中被鄰座的胖子擠到，導致胸腔積血、腿部肌肉拉傷、嚴重坐骨神經痛，她臥床一個月。為此，航空公司付給她24100英鎊作為補償。
　　
　　從經濟學層面來看，胖子也是給大家增添麻煩的一個消費品。2000年之后，澳航上的乘客平均體重增加了兩公斤，為此，從悉尼飛倫敦要多耗472美元的油。
　　
　　最憂傷的關于胖子的故事發生在德國，一家火葬場在火化一具440磅重的尸體時，火焰忽然失控，35尺高的金屬煙囪都被熔化了。火焰失控的原因是因為燃燒的尸體脂肪含量過高，導致熱量過高。把這個胖子的尸體燒成骨灰一共花了4個小時。
　　
　　胖子不僅活著的時候擠壓空間、搶奪食物、身上散發出讓人不悅的味道，甚至死后都要給人添麻煩，連鞠躬道歉的機會都沒有。
　　
　　丹麥已經開始征收脂肪稅，征稅對象不是胖子，而是所有含飽和脂肪的產品，包括黃油、牛奶、比薩餅、油類和肉類。不免陰謀論地猜想，這是不是只是地球剿滅胖子的第一步？今年之后，胖子會像煙民一樣，被隔離起來，不受公共場合的歡迎而惶惶如喪家之犬。
　　
　　對于中國肥胖問題唯一保持樂觀的人，是中國問題專家查爾斯·錢斯。他說，老年退休金制度帶來的壓力會因為肥胖人口的增加，而得到某種程度的緩解，因為肥胖的人較健康的人壽命短，所以可以少領取若干年的退休金。
　　
　　以上這個原因給了減肥充足的理由：減肥吧，胖子，哪怕只是為了不給政府省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