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叔敖是楚莊王時的令尹，被后世視作戰國名相。《列子·說符》記載：一位名叫狐丘丈人的隱士曾對孫叔敖說：“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問他何謂“三怨”，這位隱士回答說：“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告訴他：“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于三怨，可乎？”
　　
　　爵位、權力和俸祿是一個人做官的三種伴生物，并且一般與官職的高低成正比，一個人希望獲得更高的官職，也正因為伴隨這種官職而來的，是更高的爵位、更大的權力和更厚的俸祿，他個人的尊嚴、價值和享受由是也會得到更大的滿足或更充分的實現。然而，事情也有另外一個方面：首先，愈高的爵位位數愈少。一個人獲得了更高的爵位，表明他占據了更多的人所覬覦獲得的目標，堵塞了眾人企圖逐層晉升、獲取尊榮的狹窄之路，必然招致眾人的嫉妒。其次，一種政權機構能夠施予社會的總權力具有一個客觀的限度，其中的一個人擁有了更大的權力，必使主上的權力減少，而且更大的權力也構成了對主上地位的威脅，因而他很可能招致主上的憎惡。另外，豐厚的俸祿會使一個人拉大他與眾人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極易促成他驕奢淫逸的生活習氣，從而招致眾人的怨恨。孫叔敖是當時楚王手下官職最高的人物，狐丘丈人告訴他高職位可能招致的嫉妒、憎惡和怨恨，這一誠懇的提醒包含著他對社會生活的全面觀察和深沉的思考。
　　
　　孫叔敖并沒有否認這三怨的存在，他也不愿蒙受三怨；作為一代名相，他向狐丘丈人告訴了自己居處高位上而避免三怨的基本方法：首先，他的爵位越高，他的心氣越是卑下。低爵位和無爵位是高爵位存在的基礎，一個人占據了榮耀顯貴的高爵之位，其顯貴本質上是以不曾顯貴的廣大民眾為存在基礎的，因而他絕不能對居處下位的民眾頤指氣使，盛氣凌人，而應當愈懷卑謙之心，常持尊崇之情，把來于民眾的榮耀最大限度地還給民眾本身。孫叔敖正是保持了這種卑下心態，才在受妒的地位上免除了一些嫉妒。其次，他的權力越大，他處事就越是謹慎小心。在一定的權力位置上，他明白自己的權力界限，把自己的行為謹慎地控制于該界限之中，對于涉界的事情絕不擅權用事，留給上級發揮意志的充分余地，徹底免除其受威脅之感；與此同時，他也明白自己權力的分量，慎重地按照一定的禮儀規范和各種現實要求去處事，力求處政的平穩和妥善。孫叔敖以這種謹慎小心的處事風格，在最高的權力位置上避免了主上的憎惡。另外，他的俸祿越厚，他對民眾的施予就越廣博。豐厚的俸祿在他手中不是自己安逸享樂的本錢，而是他周濟貧寒、施惠于民的資本，借此他顯示了自己做官為民和厚施博愛的無私的高尚情操，民眾已失去了怨恨他的基本理由。
　　
　　孫叔敖以自己的為相三方打破了狐丘丈人關于高位三怨的世態斷言，表現了一位名相高超的處事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