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姥姥，有好幾種對話。
　　
　　這一種是最長的。我在她身邊坐著，她忽然像想起很重要的事，低聲問我：“你現在是上學，還是上班了？”念書的時候，我說：“上學。”后來畢業了，我就說：“上班了。”
　　
　　如果我回答上班，她就笑一笑，問：“上班掙多少錢？”
　　
　　我說：“一千元。”她非常驚訝地一探身子，問：“多少？多少？”
　　
　　我重復道：“一千元。”其實我的收入不止這些，不過因為我知道她下面的話，所以故意把工資說少了。
　　
　　果然，她拍著巴掌說：“嗬，一千元，真不少，太了不起了！我們那時候，剛進廠子，當學徒工，每個月只有十六元。哎喲，一千元！掙大錢了……”她感嘆完，又有點兒促狹地沖我笑，說：“跟你商量一件事，你掙大錢了，給姥姥一點兒吧？”我說：“沒問題！”她便滿足地將身子往后一靠，說：“我說笑話呢，姥姥哪能要你的錢？”
　　
　　我說：“為什么不能要？我這就給你拿錢。”
　　
　　第一次拿錢的時候，母親把我攔下了。母親并不避開姥姥，說：“你給她錢，是給我找麻煩。她稀里糊涂的，數不清時，又要鬧了。”
　　
　　為什么這樣說？因為錢是她的夢魘，是全家人共同的夢魘。
　　
　　她是那種把一生獻給別人的人，唯一開心的歲月是在山東老家當閨女時。她爹是“漁老大”，祖上傳下一份花錦似的家業，家中有許多艘打魚的船，又雇了好些佃戶在田里做工，甚有氣象。姥姥是大小姐，出去溜達買些針線、花束，身上從不帶錢，只說一句：“記在賬上。”到節下，店鋪的伙計自會到她家收賬。
　　
　　后來，姥姥的爹迷上了抽鴉片，幾年就把家財敗光了，無奈之下，將長女下嫁家中長工的兒子。接著，我姥爺北上天津打工，在熟食坊當醬肉師傅。姥姥跟過來，在天津養育了四個兒女。
　　
　　那時，當家人工資不多，家里吃飯的嘴卻不少。姥姥不識字，而且是三寸金蓮，無法出去工作，丈夫還有揮霍、賭博的毛病。后來兒女們生活不如意，贍養費都給得少，所以這輩子，她在錢上一直沒松快過。對于失掉錢財的恐懼，日日灼心，她熬煉出一個幽靈盤踞在心里。至耄耋之年，記憶昏茫，她的理智再也禁錮不住那個幽靈。
　　
　　母親說：“人老了，性格真會大變。以前多溫柔、多有自尊的人，現在說變臉就變臉，六親不認，只認她的錢。”
　　
　　姥姥一生的積蓄到底有多少呢？誰都不清楚。
　　
　　大舅給她做了個白鐵匣子，她將錢都放進去，用一把鎖將匣子鎖住，鑰匙放在她隨身的小錢包里。而錢包，有時被她擱在大褂的口袋里，有時又被塞進褲子口袋。
　　
　　對這種復雜的保險系統，青壯年人亦未必時時能頭腦清明。她經常趁無人時打開匣子，點錢，點清楚數目才放心，但裝鑰匙的錢包或許隨手一放，或許塞在床褥下，或許竟一時糊涂鎖進鐵匣子里。總之，鑰匙不見了！
　　
　　隨后，她就要開鬧了。她先是默坐垂淚，繼而不吃不喝，接著喃喃咒罵，最后號哭大罵，直至闔家聚會，勸解安慰。但肯定是勸不動、解不開，她磐石般無轉變，一定要哭罵竟夜，震動鄰里。
　　
　　因為姥姥一直跟我的母親、父親以及我一起住，母親服侍她更衣、做換洗被褥等事，最有作案時間和作案機會，所以當她因丟錢的事鬧起來，最先被懷疑的就是母親。
　　
　　從我十三四歲起，她大概隔幾個月就要鬧上一次，哭罵的內容如下：“我知道你缺錢，可我的錢都是一毛一毛攢的呀，你偷你媽媽的錢包，真忍心啊，真下得去手啊！你是要你媽媽的命啊……拿出來！你把我的錢拿出來，我不跟你計較！不拿出來，我跟你拼命……”
　　
　　后來，她會迷迷糊糊地在腦中編造自己的財物，若找不見，就說被偷了。她曾比畫出一個火柴盒大小的存折，說里面存著八百元，但是丟了。
　　
　　在起初數年中，母親也經常哭，哆嗦著手為自己辯白，但姥姥毫不動心，也根本不理會，就像被設置好的機器，只反復說著那幾句話：“偷你親媽的錢包，真下得去手啊，你是要你媽媽的命啊！你把我的錢拿出來，我不跟你計較……”
　　
　　在那些時候，我真恨她。她不再是那個笑瞇瞇、慈愛的姥姥，而是個冷漠無情、蠻不講理的老婆子。
　　
　　于是趁大人不在的時候，我獨自跟她理論。我從強作鎮定地理論，到邊哭邊喊，她始終陰著臉，沉浸在自己的憤恨中，末了，輕蔑地瞥我一眼，說：“你什么都不懂，閉嘴。”
　　
　　鬧丟錢的劇目，上演了十幾年。到九十多歲，她的體力終究不行，鬧不動了，便采取冷戰的方式。比如，父親下班，走到臥室來問候她，她劈頭冷冷地來一句：“恭喜你啊。”
　　
　　父親自然問恭喜什么。
　　
　　“恭喜你發了財啦，你的媳婦給你偷回錢了。”
　　
　　父親一笑，轉身走了。
　　
　　其實她已經十多年沒出門買過東西了，錢于她早就失去了通貨的基本意義。對兒女來說，錢是哄她開心的道具，以及盡孝的證據；對她來說，錢如同供幼兒摟在懷中賴以獲得安全感的娃娃，以及生命意義的所在。
　　
　　這就是母親不愿我給她很多錢的原因。不過，母親也常讓我給她一沓面值十元的錢，她數一數，便感到很開心。
　　
　　但有一次，我給了姥姥兩百元錢，兩張紅彤彤的百元紙幣，擱在她面前的床單上。
　　
　　她將那兩張紙幣好好看了一陣，笑道：“真沒想到，我還能花上外孫女的錢呢。”說著，她把錢放到床頭柜上，讓鈔票靠墻立著，像展覽獎狀。
　　
　　過一會兒，她喝了幾口茶水，就忘記了。一轉頭看見鈔票，盯了一陣，有些疑懼，低聲喚著我的母親：“這錢哪兒來的，怎么放我這兒了？是你的嗎？怎么不趕緊收起來。”
　　
　　母親大聲說：“那是你外孫女孝敬你，給你買巧克力吃的。”
　　
　　她重新快活起來了：“喲，給我的？好好好，那我趕緊收起來吧。”
　　
　　母親知道，她一旦將錢收進她的白鐵匣子，這事就算徹底被拋進深淵了，于是連忙說：“你先別收，別收！擱那兒看看多高興。”
　　
　　她連連說：“好，我不收，看著。”又一拍手，“嘿，真沒想到，我還等到花外孫女錢的時候了。當初，巴掌那么小的人兒，現在都掙錢了……”當然，再過五分鐘，她還會再問，這是誰的錢。
　　
　　母親就這樣陪著她，一次又一次地回答她，逗她高興。
　　
　　我跟母親說：“姥姥愛忘事也有好處，別家的孩子給錢孝敬長輩，長輩只能當時驚喜一次。姥姥呢？你要是總跟她說，她就能驚喜好多次。”
　　
　　半年前的某晚，我剛好在家。母親給姥姥掖了掖床邊的被褥，她立即疑心是母親搜她的錢。
　　
　　她開始時是和顏悅色的，喊我的母親：“三閨女，別逗我玩了，把錢還給我吧。”
　　
　　聽閨女說“我沒拿你的錢”，她立即虎起臉低吼：“你敢說沒拿我的錢！我親眼看見的！一千元，我塞在褥子下面，你一下就抄走了！”她一邊說著，還案件回放似的，抖著手將被褥掀一掀，模擬“一下就抄走”的動作。
　　
　　怎么解釋自然都不頂用，她就開始號哭叫罵了。
　　
　　后來，我和母親躲到另一間屋。隔著兩扇門，我們還隱隱聽得見她慘痛的哭聲。此時已經是凌晨一點。
　　
　　母親反倒安慰我：“沒嚇著你吧？她隔幾個月照例要鬧一次，我習慣了。”
　　
　　我依偎母親坐著，心里居然涌上一些陰暗的憤憤之情：為什么偏偏我的母親要受這些折磨？那些能過安逸日子的人，那些品香，飲茶，大談境界、詩意、春雪秋葉的人，你們不過是運氣好罷了，你們不必耗盡時間與心力服侍、招架這樣一個高壽的老娘。
　　
　　但這事情該怎么了結呢？母親悄悄跟我說：“要不，你偷偷拿一千元錢放在她的褥子下面，然后假裝幫她找到了。”
　　
　　母親又說：“你總看電影，應該會演吧？”我被母親逗笑了。她從抽屜里拿一沓錢給我做道具。我笑道：“劇組里演戲用的都是假錢，哪有用真錢演戲的。人家照單全收，假戲真做，你豈不虧本？”
　　
　　母親的話讓我沒法笑了：“以前他們出主意，說偷偷找假幣來，幾萬幾萬的，隨便給老太太玩。我不同意，怎么能那樣糊弄她。”
　　
　　為治親人的精神疾患而演戲，比如王熙鳳騙寶玉要給他娶林姑娘，倒也有前賢可效。如今對姥姥來說，錢，就是她念茲在茲、何日忘之的愛人。
　　
　　我捏了捏錢，硬著頭皮進屋去，她正沉浸在哭泣的余韻中，小孩子似的捧著臉，不停地抽搭。我遞毛巾給她擦臉，背過身把錢塞到被褥下，又柔聲說：“我來給你找找吧。”她抽噎著說：“你找不到的，我親眼看到讓你媽拿走了。”我掀開被褥，很驚喜地說：“咦，你看這是不是你的錢？”
　　
　　她睜開通紅的眼，看了一下。我想這事總算可以了結了。她看了一眼，眼里的光變得黯淡，一甩頭，凜然道：“不對，不是這些，我的錢有八千多元。”
　　
　　我無言敗退。
　　
　　母親一攤手：“那真沒法了，總不能現在去銀行給她取錢吧。你去睡，我陪她熬著。”
　　
　　直到凌晨兩點多鐘，我還聽得見隔壁房間的聲音。
　　
　　天光大亮，我一睜開眼就翻身下床，到隔壁去觀望。只見她面色平靜地坐在床上，母親正給她擦臉，擦手，梳頭。她又慈和地笑著喚我：“來，坐我這兒來，咱吃早點。”
　　
　　她全然忘了昨晚的風波。
　　
　　那是她最后一次鬧丟錢。此后，她的體力與精神不再允許她這樣折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