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6日，盟軍在諾曼底登陸，擊潰納粹德國的勝局已經奠定。隨軍隊、武器裝備一同登陸的，還有成箱成箱的圖書。事實上，自此開始，美國圖書在歐洲開辟了文化戰場，這場“戰事”具有重要意義——由盟軍總司令艾森豪威爾直接領導，盟軍司令部的心理戰部具體負責，成為了盟軍對德國占領區和德國本土的“鞏固性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打消民眾對盟軍的敵意。
　　
　　美國圖書的到來，還有助于重塑民眾的思想。美國的宣傳規劃者認為，最短兩三年，最長十多年的時間里，納粹宣傳機器讓種族主義思想等邪惡觀點深植于其控制地區民眾，要重建歐洲，恢復和平和文明，就必須設法“解毒”。推銷美國圖書還有助于樹立歐洲人對美國的好感。因為納粹宣傳機器的塑造，美國人、美國政治、美國軍隊、美國文化都被貼上了負面標簽，追溯到二戰戰前，美國在歐洲人心目中的印象也由粗鄙、沒文化、貪財幾點組成。
　　
　　二戰時期及德國本土在戰前的幾年內，納粹德國實行文化鉗制政策，不僅大量迫害猶太人等少數族裔、族群，而且還批量性的焚毀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實施嚴密的出版限制，多數品種的圖書被禁止出版。納粹德國的政策后來還被復制到了德國占領區。可以說，盟軍在1944年收復的歐洲，多年來剝奪了民眾閱讀自由和閱讀資源，民眾有著很強的閱讀愿望。這種情況也同時出現在二戰期間美國的盟友國家中國以及敵手日本。
　　
　　美國主導的盟軍，之所以熱衷向歐洲人推銷本國圖書，其動力還在于美國的出版業企業的擴張愿望。英國、法國、意大利、德國等歐洲國家，都有著悠久的藝術、文化傳統，但這一切在戰爭期間受損嚴重，很多作家、藝術家受迫害而死，還有很多人逃去了美國，這意味著創作質量和數量都在降低。戰爭期間的創作自由，對于歐洲人來說當然是種奢望，某種意義上出現了創作斷層。而紙張這種戰略物資在歐洲的管控尤其嚴格，相比之下，美國雖然也收緊了紙張管理，卻經科學評估發現，新聞業和出版業用紙僅占軍事需求的1%。也就是說，限制這兩個產業的用紙，沒有太大實際意義。對于美國的出版企業來說，進入1944年的歐洲市場，可謂千載難逢的絕佳機遇。
　　
　　美國作家約翰·B。亨奇所著的《作為武器的圖書：二戰時期以全球市場為目標的宣傳、出版與較量》一書，向讀者敘述了以往的二戰史作品中較少提及的“圖書戰事”，即美國是如何借助盟軍大反攻的機會，將突出美國歷史和價值觀的圖書推銷給那些從軸心國軍事鎮壓中解放出來的民眾手中，完成“解毒”+“洗腦”。
　　
　　公允而言，這場“戰事”在祛除歐洲大陸種族主義、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和國家之間的仇視方面成效明顯，推動了包括法國人、德國人、荷蘭人、意大利人等歐洲各國居民戰后拋卻仇恨、實現和解、恢復理性的進程。盡管這其中美國不無私心，但美國本國作家和思想家的水平在當時確實已經提高到不低于歐洲大陸國家的層次，特別是美國戰前大量接納歐洲逃亡作家、思想家和藝術家，實現了多元化、包容性的文化繁榮，再將這種文化繁榮帶來的成果回饋給歐洲各國，這值得肯定。相比之下，美國對日發起“圖書戰事”的準備就很不充足（核武器的使用、蘇聯的參戰加快了日本法西斯的崩潰），而后美國占領當局為服務于其冷戰戰略需要，又過早的結束了日本的民主改造，這使得日本的軍國主義、封閉型國民性格和狹隘民族主義情緒并未徹底得到清算以及根除。
　　
　　當然，“圖書戰事”并未徹底扭轉美國文化、美國社會在歐洲人心目中的粗鄙地位，這恐怕是這場“戰事”的發起者所始料未及的。這顯然應歸結于戰后歐洲重建，社會和文化秩序恢復情況下，英國、法國等文化大國重新具備了高質量的文化生產能力，從而形成了對于美國文化滲透的防御甚至反擊。二戰戰后，英法等國徹底失去了主導國際事務的霸權，不僅國家重建有賴于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援助，而且在之后的蘇伊士運河危機中，更遭美蘇聯手壓制，歐洲人的驕傲似乎不復存在，埋汰美國和蘇聯就這樣成為一種心理調適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