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現在還過著不用手機、不上網、不看報刊的日子。這中間，最徹底的是不上網，我的手壓根兒沒有碰過電腦，也沒見過網是什么樣子。
　　
　　我有一個博客，這是九久讀書人俱樂部的一位女孩子在工作之余順便管一下子的。我與她幾乎沒有聯系過，偶爾我的助理金克林會把我的談話轉發給她，但這樣的機會極少，只有在5·12地震之后，我談過幾次話。無論是這個女孩還是金克林，都不會把網上有關我的說法轉告我。
　　
　　我不上網，是對自身生命的一種把持方式。因為生命是由“時間”和“注意力”組成的，而最有可能奪去我的“時間”和“注意力”的，就是信息的洪水。信息看似重要，其實未必，百分之九十九是消耗性的。它會造成一種假象，似乎你占有了它，其實，恰恰是它占有了你。我嚴格控制自己的信息來源，每天只花極少的時間看一下電視新聞，以國際新聞為主，然后再靜心來想一下。
　　
　　這種生活方式造成一個有趣的結果，那就是互聯網上一切有關我的談論，我自己完全不知道。事實證明，這對我大有好處，使我有時間完整地做完一件件比較重要的事情而不分散精力。但對一些關注我的朋友，可能有點對不起。
　　
　　我知道，每次網上投票，廣大網友都對我表示了極大的好意，這真讓我汗顏。前不久，我應邀到北京領取“2008中國文化創意杰出成就獎”，《中關村》雜志又為我補發了前些年投票評選的“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中國）”獎。在上海，我又獲得了《新民周刊》、復旦大學和幾個網站評選的“1978-2008創新上海30年風云人物”，而《文化苦旅》又被評為“30年影響上海最大的一本書”。為此，我接受了一些記者的采訪。在這里，我把采訪中重復率最高的幾個問題以及我的回答，節錄如下。
　　
　　問：您被評為“創新上海30年風云人物”，有何感想？
　　
　　答：我上臺領這份獎是很傷感的，因為同時獲獎的幾個人不能來了，只來了家屬代領。他們在這三十年間都與我保持著極好的關系，例如：巴金、謝晉、陳逸飛、汪道涵、王元化。坐在我邊上的是阮儀三教授，他在三十年間為保護中國的古城鎮作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他如此高齡，一見面還在與我暢談下一步的保護計劃，令我感動。
　　
　　問：您獲得“2008中國文化創意杰出成就獎”，從評委會和網上投票的評語看，大家高度評價您最早與電視媒體結合，把“深度研究、親歷考察、有效傳播”三項很難統一的使命合于一體的貢獻，而且特別指出，您“在多數文化人批評傳統文化的時候投身對傳統文化的苦旅，而在多數文化人癡迷國學的時候又呼吁創新”的逆反行為。看來，您是不太贊成“國學熱”的，能不能多談幾句？
　　
　　答：我高度評價中國的傳統文化，這可以由我的舊著《文化苦旅》、《山居筆記》和最新整理出版的幾本書證明。但是，我確實希望大家慎用“國學”這個概念。這是因為—
　　
　　一、“國”是一個政治命題，把政治命題壓在文化命題上面，很不合適。我歷來認為，文化大于政治，自然大于文化。當文化貼上了“國”的標簽，很多衡量標準就會產生錯位。例如，我曾嚴厲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中大量殘害人性的封建極權主義毒素，但如果說這是“國學的毒素”，就會沖擊很多人的愛國熱忱。因此，動不動就說“國學”，很可能失去理性的嚴峻、冷靜、客觀。
　　
　　二、“國學”的說法具有太大的排他性。例如，佛教顯然早已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但它是“國學”嗎？而且，“國”字一套，成了一種唯一選擇。說乒乓球是“國球”，那么，排球呢？其他有可能為國爭光的球類呢？說京劇是“國劇”，那么，比它更年長、更經典的昆曲呢？同樣，國樂、國畫、國術、國酒……都有類似的問題。
　　
　　我曾一再指出，中國文化從十四世紀開始由于朱元璋實行的文化專制主義，創新精神嚴重衰減，至十七、十八世紀的日益嚴重。這個傾向，使秦漢唐宋的文化氣韻不可復見。我們必須明白：沒有當代創新，就沒有傳統尊嚴。我在二十多年前寫的《藝術創造論》中就論述了伽達默爾的觀點：傳統，不是我們要繼承的現成遺產，而是靠我們今天的創新來參與并規定的動態存在。可惜，近二十年來，盡管社會經濟獲得巨大發展，中國文化仍然嚴重缺少創新精神。最近幾年，文化保守主義和復古主義已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
　　
　　問：以你的名字命名的“大師工作室”新樓已經落成。記得去年授牌的時候，網上有人對“大師”這個名詞曾經有過一點妒嫉。你既沒有回應也沒有后退，您能介紹一下工作室現在的工作規劃嗎？
　　
　　答：我沒有回應，是因為不知道有人在議論。在中國文化領域，總有一些人喜歡在名詞的泥潭里玩水，這也不是什么大毛病，不必在意。上海市教委早就發覺，目前政府支持理、工科的渠道有千條萬條，但支持文科、藝術學科的渠道少而又少，因此在幾年前設立了“大師工作室”的規程，這個思路很好。現在，這么大的上海只設立了兩個，今后幾年有望增加到三四個，可見非常嚴謹。我們的這個“大師工作室”名副其實地請了一批大師在工作，香港杰出電影導演關錦鵬先生、國際著名音樂家鮑比達先生、形象設計大師張叔平先生，以及另外一批頂尖藝術家都因為這個“大師工作室”而集中到上海，埋頭創造了那么長時間，打造了獲得一致好評的原創音樂劇《長河》。這件事，已經展示了工作室的幾項宗旨：第一，立足于創新；第二，立足于作品；第三，立足于跨界；第四，“大師”是復數。
　　
　　我會繼續召集更多的國際級藝術大師到工作室里來合作創新。
　　
　　我的工作室的常規工作，是一個博士后流動站。凡是已經在海內外取得博士學位的人，如果愿意申請，經過考核批準，可以在這個博士后流動站學習和工作。我現在設定的專業是三個：中國文化史、藝術創造學、城市美學。我已邀請海內外的一些著名學者參與指導這個博士后流動站。招收的“博士后”人數不會多，現在已有極優秀的專業人士報名。
　　
　　問：去年網上還議論：您出生的老家申請把您家老宅列為保護名錄，也有少數網民認為不妥。這事您知道嗎？
　　
　　答：完全不知道，但你這一說，我立即可以猜想事情的起因。好多年前，有幾個鄉親找到我，說我出生的房子每年有很多海外讀者前來參觀，但這個房子早已賣給一家農民。參觀者一來，常常要從田間把農民找到，開鎖開門，屋里又是人家的起居擺設，陌生人進去很不方便。對此，我向家鄉小鎮的文化站打聽了一下，原來我的作品被收入很多地區的漢語課本，在臺灣，我是被收入他們中學語文課本的唯一大陸作家。被收入課本的作品，主要與我的家鄉、老屋有關，因此師生們就紛紛來參觀了。國外作家來參觀的，也不少。這種情景，給那家買了我家老屋的農民帶來極大的騷擾。因此，我在十年前就把這個老屋重新買回，捐贈給了鎮文化站，還配備了與我回憶比較接近的老家具。這件事，中央電視臺還先后報道過三次。但是，即使這樣，鎮里也派不出多余的勞動力來管理這個老屋，更缺少相應的接待能力，因此成了家鄉的一件小小麻煩事。他們申請縣里加以保護，估計是為了解決這個麻煩。這件事，我對家鄉是負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