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3年6月22日下午5點，對于羅馬宗教當局，對于渴望真理的人們來說，是一個對立的尖峰時刻。如果在這一刻，圣庫斯教堂的大鐘被敲響，則意味著伽利略向當局，同時也是向荒謬低了頭。
　　
　　教堂的廣場上聚集了很多人，其中就有伽利略的學生安德雷亞。此時此刻，他的心情比任何人都沉重。
　　
　　在安德雷亞還是個孩子的時候，他的母親就把他帶到了伽利略的身邊，母親給伽利略當女傭，他則成了伽利略的小學生。因朝夕相處，伽利略與安德雷亞情同父子。對于伽利略的悔罪，安德雷亞自然有著與他人不同的感受。當伽利略置身于人生的十字路口時，安德雷亞已成人，他對時局有著自己的判斷。
　　
　　五點即將來臨，他情緒焦躁地捂住了耳朵。時間指向五點零三分，鐘聲沒響。安德雷亞情緒激動，他伸開雙臂緊緊擁住伽利略的助手費德爾佐尼，不住地高呼：“他頂住了！他頂住了！愚蠢被戰勝了！這就是說，人不怕死！”
　　
　　然而，安德雷亞話音未落，教堂的大鐘便轟然鳴響，眾人瞠目結舌，呆若木雞。安德雷亞的情緒一落千丈，他歇斯底里地叫道：“沒有英雄的國家真不幸！”
　　
　　安德雷亞并沒有察覺，就在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的老師伽利略已神情沮喪地走近他，血氣方剛的安德雷亞怒不可遏：“酒囊飯袋！保住一條狗命了吧？”
　　
　　伽利略平心靜氣地說：“不，需要英雄的國家真不幸！”伽利略的意思是，如果一個國家正處在某種災難之中，伽利略沒有充當英雄，而是選擇了屈服。
　　
　　伽利略的命是保住了，但他并沒有獲得人身自由。此后的八年多時間中，伽利略作為宗教法庭的囚犯，被軟禁在一所農舍里，直至死去。伽利略在被軟禁期間，憑借微光寫下他的另一部偉大著作——《關于兩種新科學的對話》，并耗時六個月抄下其副本，由安德雷亞偷偷帶出意大利。這也正如一首詩里所說，“知識越過國境線”。
　　
　　不過，讓我感興趣的卻是安德雷亞與伽利略的一段對話。
　　
　　見到被軟禁的老師伽利略，安德雷亞仿佛變了一個人，他說：“我們說您的雙手有污點（指悔罪），您說，有污點比雙手空空要好些。”伽利略說：“這話聽起來很現實，很像我說的話。”
　　
　　安德雷亞接著又說：“您還說過，‘考慮到種種障礙，兩點之間最短的線可能是一條曲線。’您贏得了閑暇時間來寫只有您才寫得出來的科學著作。倘若您在火刑柱烈焰中終此一生，那人家就是勝利者了。”不料，伽利略卻說：“他們是勝利者。沒有什么科學著作是只有某一個人才寫得出來的。”
　　
　　這句話令安德雷亞十分費解：“那么，當年您為什么要悔罪呢？”伽利略坦率地說：“因為我害怕受皮肉之苦。”
　　
　　這樣的話，不啻為一個晴天霹靂。不要說在當時，就是在人類文化史上，享有盛譽的科學家以及其他學科的帶頭人，又有幾人敢如此坦率地承認內心的猥瑣呢？伽利略的坦誠，并沒有損害他在學生心中的形象，因為他的這個學生，歷經風雨，已經懂得了很多。
　　
　　伽利略的不同就在于，當學生懂得什么更為重要的時候，當一切暫趨緩和的時候，他又回到了大師原有的位置上來，并開始自責：“有數年之久，我和當局一樣強大。但我卻把我的知識拱手交給當權者，聽任他們為了自己的目的決定用、不用或濫用。我背叛了我的職業。一個人做出我做過的這種事情，是不能被容于科學家行列的。”
　　
　　也就是說，伽利略至死都沒有原諒自己的懦弱，盡管這是他的權利。一個矛盾的伽利略，一個未經掩飾的伽利略，才是一個真實的伽利略。我們不怕科學家沒有成就，也不怕科學家性情文弱，就怕科學家沒有說真話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