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20年代，清華國學院剛剛成立，梁啟超向校長曹云祥力薦陳寅恪。曹問：“陳寅恪是哪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曹拒絕：“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大怒：“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曹一聽，十分震驚，這才同意聘請陳寅恪。
　　
　　陳寅恪在國外斷續留學20余載，潛心讀書和研究，不僅學貫中西，而且通曉三十多種文字。由于他始終對“博士”“碩士”之類的學位淡然處之，所以連大學文憑也沒拿過。幸虧梁啟超慧眼識珠，才成就了這位日后清華園里大名鼎鼎的“教授中之教授”。按理說，陳寅恪對梁啟超不說感恩戴德，至少也應該寬讓三分。但是，因為一個古人陶淵明，他們之間的恩怨一度被傳得沸沸揚揚。
　　
　　陶淵明出生在東晉末期，東晉滅亡后，陶堅決歸隱，誓不與新政權合作。他的舉動引發了后世的長期爭論。梁啟超認為：“淵明棄官歸隱最主要的動機，是當時士大夫廉恥掃地，他縱然沒有力量移風易俗，起碼也不能同流合污，把自己的人格喪掉。”陳寅恪提出了針鋒相對的意見，認為陶淵明“恥事二姓”才是可信的。同時，針對梁啟超本人“無論從政還是從教，都不在乎在清朝還是在民國”的親身實踐，陳寅恪批評他“取自身之思想經歷，以解釋古人之志尚行動”。
　　
　　應該說，陳寅恪的批評不僅力道十足，而且尖酸刻薄。有好友勸他：“梁公對你有知遇之恩，你這樣做，就不怕別人說你忘恩負義？”陳寅恪笑答：“錯了，我這樣做才是對梁公最大的尊重，也才沒有辜負他對我的賞識和抬舉。”那么，梁啟超又是怎么想的呢？當有人嘲笑他“引狼入室”時，他回敬了一句耐人尋味的話：“無論是批評陳寅恪還是譏諷我的人，都把我們看得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