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中國的科技沒有發展起來?”這是著名的李約瑟的發難。“為什么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錢學森的疑惑。“為什么我們總是拿不到諾貝爾獎?”這是國人的遺憾。但是為什么古代中國有那么多的科技發明領先于世界呢?這又是令人深思的問題。

文化是民族的靈魂，教育是民族的生機。中華民族有著輝煌燦爛，博大精深的文化，其中道德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根基和精華，是炎黃子孫的血液和脊梁，被稱為根文化。她有著自己獨特的教育理念：

人的精神系統分為“慧性”和“智能”。“智”為后天學習知識的積累，儲存于大腦的皮層。“慧”為先天藏識，是本性的流露，儲存于大腦的質層和核心層。“智”和“慧”是一個既相互制約又協調統一的大系統。智識和慧識的同步開發啟迪是造就大智慧人才的根本途徑。《德道經》曰：“為學者日益，聞道者日損。”而慧識的開啟程度對創造力起著決定作用。因此，我們既要慧智同運，又要著重強調對慧識的開啟。慧識的開啟仰賴于道德心靈能量的支撐，《周易》日：“厚德載物，”《黃帝內經》道：“心為神臓，腦為神腑。”老子云：“孔德之容，唯道是從。”荀子說：“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備。”論的就是這個道理了。

中國古代通過“修之身，其德乃真”的修身教育和道德經典的誦讀教育，提升了道德品質，培育了圣賢心靈，開啟了性慧頭腦，因而產生了巨大的科學創造力，誕生了許多偉大的發明。這是中華民族16世紀之前科技文化水平領先于世界的成功之迷。宋朝開始，以朱熹的新儒學為尊，排擠了圣賢們的經典誦讀教育。明朝以后，“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獨尊理學，八股取士，以朱熹改編的四書為尊，丟棄了圣賢們的道德經典的誦讀和學習。改編后的四書，不具備圣賢們的大智慧和特定編排的音符，誦讀時不再產生開慧益智的作用。而是給孩子天真純凈的心靈里強迫性的輸入了功名利祿和孝忠皇帝的犬儒思想、奴仆意識，過早的損害了慧性的透發，缺乏科學創造力，導致明清時期幾乎沒有什么重要的科技發明問世，這是16世紀后，我們迅速的落后于西方的癥結所在!希臘不也是這樣落后的嗎?

西方世界運用宗教信仰的方式來維持和提升道德修養，他們的科學家具有極為高尚的道德修養，“美德就是知識”是他們的信仰。因而讓慧性點狀透發而形成直覺和靈感，并且始終沒有放松直覺和靈感對科學的啟迪，從而沒有喪失科學創造力。愛迪生說：“天才就是那1%的靈感加上99%的汗水，但是那1%的靈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愛因斯坦則是直覺思維法的典型代表。當西方誕生了以“歐幾米德幾何學”為代表的形式邏輯思維法和以培根為代表的近代科學試驗兩大法寶后，在直覺和靈感的率領下，科學創造力得到長足發展，他們的文明才迅速超過我們。而日本科學家做的結晶水實驗再次證明了道德的無窮魅力。

西方人一直在尋找能夠提升靈感和直覺的教育，先后掀起了“老學”和“孔學”熱潮，中國熱的目標是中國的道德根文化，而并非現行文化。《老子·德道經》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排在了世界圖書榜的首位。就像德國哲人尼采宣示的那樣：“《老子·德道經》像一個永不枯竭的井泉，滿載寶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他們發現中國的道德根文化能夠提升直覺和靈感，我們為之震驚。

聰明的西方人似乎是已經看破了中華民族古代之所以輝煌，近代之所以衰落的歷史之迷，也認識到了西方文明的不足之處。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此在《歷史研究》中指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結合。”借鑒世界各國教育的歷史經驗，反思中華民族近代衰落的沉痛教訓，我們在瞻仰西方文明的同時，是不是應該回過頭來反思一下道德教育的科學性呢?在構建創新型國家的過程中，“為學者日益，聞道者日損”的“益損”教育法是不是也應該復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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