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人問王承書得過多少成果獎。她說:我沒有得過獎。她當然不會沒有得過獎，她曾主持或參與過的科研獲獎項目有幾十項。她都謝絕署名，更不用說那些飽含她的心血而由學生承擔的項目的獲獎數了。她一貫反對那種做導師或領導工作的人，不失時機分享別人勞動成果的做法。她說: “我要做人梯，讓年輕同志從我肩上走過去。我把我的學生培養起來，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我們采訪過她的學生和年輕的同事，他們都說王老師的成就絕非幾篇論文、幾本書或幾項成果獎所能衡量。1961年成立的理論培訓班，學員年齡平均為25歲，到1994年他們中已有8人成為研究員，有的走上了部、局級領導崗位。

作為我國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基地的天津理化工程研究院，1994年已有34名研究員，絕大多數是她培養出來的，有的已帶起了第三代研究生。王承書以無私的奉獻、執著的追求，帶動一批人的成長，為我國鈾同位素分離事業奠定了理論基礎。 她帶過的許多學生幾乎都記得她第一次批改論文的情景。有的還保留原件作紀念。她批改時是那樣的認真、嚴格，從基本概念、數據計算、邏輯推導到用字、語法、標點都不輕易放過。 1989年底，她已達77歲高齡，患有眼疾。為了看一篇學生的論文，先是耐心地把四五頁英文稿一筆筆描深，然后再用放大鏡閱讀。直到臨終前，她一直任清華大學客座教授，帶博士生。那本每個學生占一頁的影集是她心愛的珍藏本。 她不僅僅把視線局限在鈾同位素分離領域，而是希望社會上更多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她同丈夫生前就約定，不要給白己的孩子留錢財，然而卻時時關心著“希望工程”。丈夫去世后，她先將在張先生名下的10余萬元捐給“希望工程”，在西藏日喀則的薩迎縣建立起一座“文裕小學”。

在她臨終前一年半，得到病危通知，她又留下遺囑，將自己畢生積蓄的近10萬元，捐給“希望工程”。 學生們清楚這10萬元是怎樣積攢起來的。他們印象中，她經常穿的是從美國帶回的不新但很合體的衣服;作為共產黨員，她從1965年起就將工資收入的大部分作黨費交納，直到“文革”后期組織上不同意才降到按規定的標準交;在三年困難時期，她自己花錢買來大量紙張供研究人員計算;她總是將自己的出差補助、獎勵和微薄的稿費捐給單位和核學會，用以購買書刊、開展學術活動。我們到她南沙溝家中采訪，發現房間里只有書籍、幾件舊家具，沒有豪華的家當。

學生們從她那里聽到最多的教導是—你們要注意培養下一代。他們說從她那里除了學到治學的本領，還得到人生的啟迪。一本她主持編寫的著作出版，學生們一致同意以“一謙”作為筆名，她一直不知道是因她“一貫謙虛”而得名。 盡管如此，她臨終的遺言仍然是:“虛度八十春秋，回國已三十六年，雖做了一些工作，但是由于主客觀原因，未能完全實現回國前的初衷，深感愧對黨、愧對人民。” 她的一位學生說，她是那種死后既有資格見馬克思，又有資格見愛因斯坦的人。她淡泊名、利、權，用一生追求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