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立民把我領進央視后，我第一份固定工作就是早上到14樓打開水，中午到食堂買盒飯。當時全辦公室的人中午吃什么都是由我決定。我去得早，他們就可以吃上排骨或紅燒肉一類的好菜。所以中午十一點半之前我就開始惦記這件事情。打回飯，幫他們送到桌上，看著他們吃得開心，我有一種滿足感。
　　
　　我在組里打了半個月的雜工，當了半個月的劇務。有一天高立民對我說，我給你介紹兩個領導認識一下。這兩個人，一個是當時《東西南北中》的制片人孟欣，另一個是當時文藝部主任鄒友開。孟欣是在中央電視臺遇見的第一個可以決定我命運的人。見面之后的一天，孟欣提出要看看我的資料，我畢恭畢敬地把在書包中揣了半個月的錄像帶拿了出來，雙手捧著交給了孟欣。看錄像的時候，她一句話不說，我屏住呼吸惴惴不安地等待，鄒主任正好經過，淡淡地問了一句：“這個小伙子是誰？”
　　
　　我膽怯地說：“主任，是我。”說話的時候完全沒有底氣。在孟導的建議下，我拎著自己的行李，“三牙一毛”，加兩件襯衣，和崔亞楠一起來到了位于翠微賓館的單身宿舍。每天早上，我和亞楠坐地鐵上班。蘭州沒有地鐵，北京的地鐵很快，我們只需要坐一站就到了。那時候地鐵票價是五毛錢，對于我們這樣的短途來說實在是不值。于是為了省錢，捎帶著鍛煉一下身體，我們每天跑步上下班。看到長安街上來往的車輛，我心里偷偷地琢磨奮斗10年，我怎么也能開上輛“奧拓”吧。
　　
　　初春的一個午后，孟欣對辦公室所有的人說：“今天晚上開《東西南北中》新一期的策劃會，大家該準備的準備一下。”我沒有什么可準備的事情，也不敢問，心想：只要他們能帶我去就行了。
　　
　　晚上，我坐在一個角落里一言不發，當然也沒有發言的資格。聽著大家各抒己見，侃侃而談，我覺得自己的汗毛孔都張開著，腦子跟錄音機似的，幾乎能背下他們所有說過的話。也許是因為那個時候太過敏感，對專業的敏感，對每個人、每件事情的敏感，還真讓我學到了很多聞所未聞的知識。策劃會一連開了七天，天天挑燈夜戰，而且越是深更半夜大家越是才思泉涌。最后一天的晚上，節目的基本樣式確定了。
　　
　　忽然，孟欣說：“朱軍，你給鄒主任文案我們這幾天討論的結果吧。”要我說？我連自己在這期節目里干什么還不知道呢！但是，她確實要我說，我沒有緊張，因為我連緊張的時間都沒有。頭一次，不是說中午盒飯的事，而是1994年第一期《東西南北中》的策劃方案。聽我說話的人是能決定我命運的人。
　　
　　相聲演員，記性好，再加上太多敏感，豎著耳朵聽的東西一句都沒落，我當時連相聲“貫口”的功夫都用上了，一氣呵成。盡管僅僅是轉述別人的觀點，20多分鐘吧，房間中就我一個人在說話，大家目不轉睛地看著我。
　　
　　事后很久，孟欣說，就是在那一刻決定用我做這一期的主持人。求之若渴的東西來了，卻沒有瞬間的狂喜，也沒有什么人向我祝賀，一切顯得異常平靜。
　　
　　真的要錄像了，真的要在中央電視臺主持節目了，準備比等待更加緊張。我生怕因為自己的一點閃失而前功盡棄。
　　
　　錄像的當天簡單而順利，每回幾乎都是一次通過，因為詞我已經背得滾瓜爛熟。錄像后，我換下衣服。到中午了，繼續去打盒飯。
　　
　　我和導演高立民一起進機房，剪片子，也經常有認識或不認識的人到機房看上一段，忽然就問：“這小伙子是誰？”每聽到這樣的問話，我都自我安慰地當成是在夸我。
　　
　　我坐在機房的角落里，像個劇務一樣地送水送飯，進來的人不會注意我，但是他們至少注意了屏幕上的我。
　　
　　熬機房是一個艱苦的工作，空氣渾濁，不見陽光，“躲進小樓成一統”，卻令精神十分集中。直到有一天晚上，終于編完了，孟欣要來審看，之后就可以合成，上字幕。我站在旁邊心里盤算會給我打一個什么字幕呢？
　　
　　我有些忐忑，隱隱期待著什么。
　　
　　于是等待。
　　
　　這不是第一次等待了，在東門、在辦公室、在策劃會上。
　　
　　節目審過皆大歡喜，機房的技術員熟練地上字幕。這時，技術員頭也不抬地問了一句：“朱軍名字前面打什么字呀？”
　　
　　“‘主持人’呀！”孟欣極其不經意說出了三個字，技術員照辦。周圍沒有任何人流露出驚異或是質疑，依舊沒有喝彩和祝賀，大家平靜地繼續后面的工作。只有在我的心中，經歷了翻江倒海的激動，我強忍著。
　　
　　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是1994年3日28日，我終生難忘的一天，我慶幸它成了一個起點而不是終點。
　　
　　孟欣走的時候，我膽怯地說“謝謝孟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