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中，孔子教導學生要結交益友，即“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于丹以講論語心得而聲名大噪，那么在現實生活中，她的朋友是些什么樣的人呢？有三個朋友，于丹曾在不同場合多次提及。
　　
　　徐滔是于丹十幾年的朋友，被于丹比作“鉆石女人”———美麗而堅強。她們相識于電視臺，當時共同策劃一檔《法制進行時》的欄目，因為彼此相同的做人、做事態度，倆人一見如故。徐滔的正義和勇敢，是于丹最為欽佩的。當記者那會兒，徐滔一天到晚都待在電視臺，廢寢忘食，隨時待命。從西站綁架案，到吳若甫綁架案，有危險的地方就有徐滔，她甘愿冒著生命危險，深更半夜沖在案件第一線，在警察破門而入的那一刻跟進去，甚至直接跟綁匪說“我跟他交換吧”。后來，徐滔頻得大獎，有人頗有微詞，對此于丹抱不平說：“徐滔得的獎其實都是她出生入死堆積起來的。”徐滔疾惡如仇，但對朋友卻可以掏心掏肺地好。朋友圈里，誰有了急事兒都會找徐滔，徐滔雖然很忙，但對扶危濟困的事向來樂此不疲。于丹遇到了什么麻煩事，就會發短信給徐滔，徐滔總說，姐你別著急，你現在等著我，我去幫你。于丹懷孕那陣子，徐滔比于丹自己還緊張，一天到晚關注保健、育兒之類的東西，天天發短信囑咐于丹。于丹剛生完孩子，徐滔就跑到醫院，醫生不讓進，徐滔就跟人家說“她是我姐”，醫生一看，覺得挺像，居然把她當做于丹的親妹妹給放進去了。她們倆人確實很像，率真的性格、明朗的氣質、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讓她們成了多年摯友。2009年9月，徐滔的新書《徐滔進行時》舉行發布會，于丹親赴現場手捧麥穗獻給徐滔，并深情地說：“我和徐滔認識十幾年了，她愛憎分明，有一種朗朗人格，這種人格可以影響你的人格。人這一輩子應該有幾個這樣的朋友。”
　　
　　于丹和査建英的相識出于偶然。有一次，于丹逛書店，發現了一本名為《八十年代訪談錄》的書，非常喜歡，于是買了下來，也就知道了該書作者查建英的名字。于丹在《百家講壇》出名后，雖然火爆一時，但其心靈雞湯式的講課方式也招致了一些質疑和批判。鳳凰衛視的《鏘鏘三人行》節目，也邀請文化界的嘉賓對“于丹熱”進行討論，嘉賓之一就是査建英。査建英毫不掩飾對于丹的喜愛和支持，她說：“于丹的風靡從一個側面說明，在物質社會沉浸了近30年的中國人，浮躁的心靈太需要智慧燈塔的圣人指路和認同文化的慰藉，我們應該有開放包容的現代胸懷，秉持文化多元主義。”很多人都以為，査建英與于丹必定交情頗深，這才力挺于丹，查建英聽后，笑答：“我不認識于丹，只不過就事論事，我不會因為私交而肯定或否定一個人的工作和學術。”后來有一天，于丹正在北師大上課，遠遠看見進來一位端莊的女士，1。7米的身高，穿著窄帶的黑背心，長長的裙子，光著腳穿著一雙光閃閃的拖鞋。于丹有點納悶，卻見這位女士坐在前排噼里啪啦給自己照相，然后坐定認真地聽課，來者正是査建英。下課后，于丹邀請査建英到校門口去吃水煮魚，査建英欣然接受。那天，她們聊了很多，相見恨晚，一起說話的感覺就好像認識幾輩子。于丹感嘆：“什么叫緣分呢？就是兩個人骨子里的那種深刻的惺惺相惜。”從此，她由衷地喜歡上了査建英這位為人誠懇、不作偽的朋友，交情越發深厚。
　　
　　于丹一直視濮存昕為良師益友。濮存昕閱歷豐富，見聞廣博，于丹常說：“結交一個多聞的朋友，就像擁有了一本厚厚的百科辭典，我們總能從他的經驗里，得到對自己有益的借鑒。”有一陣子，于丹的工作異常繁忙，給學生上課、為電視臺搞策劃、編寫教材等一系列任務弄得她身心疲憊，毫無喘息機會。更叫她沮喪的是，新的工作還在源源不斷地堆積。這一天，她應濮存昕之邀，前往話劇院觀看話劇《白鹿原》，回去的路上，兩人同車而行。見于丹神色凝重、愁眉不展，濮存昕關心地問她怎么了。于丹嘆口氣，說：“唉,太累了。”接著發了一大段牢騷,并焦灼地問濮存昕：“濮哥,你說我什么時候才熬到頭呢？”濮存昕聽后,給她講了一段故事：“我下鄉當知青那會兒割麥子,一人一天要割六壟。我從不想六壟的事,只管低著頭一鐮刀一鐮刀往前割,要是旁邊有自己特喜歡的女孩兒,還能幫她割兩壟。最后這一天下來,我也許割七壟,甚至八壟。如果我一開始就想,哎喲,有六壟呢！那第一鐮刀就難割下去了,覺得永遠看不到頭。你現在就一鐮刀一鐮刀地割吧。”在這段話里,于丹豁然開朗,心頭的重擔頓時卸去,她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我又可以揮著鐮刀輕松上陣了。”后來,于丹成了名人,更加繁忙,馬不停蹄地奔赴各地,接到濮存昕問候的電話,她會幽默地說：“我現在正一鐮刀一鐮刀往前割呢。”
　　
　　于丹的這三個朋友,正對應了“益者三友”,徐滔的正直、査建英的誠懇、濮存昕的博聞,都令于丹的人生充滿光彩。人的一生中,選擇朋友非常重要,良友益友可以給你帶來很多幫助,惡友佞友卻會給你帶來許多麻煩,甚至引你走上邪路。希望于丹的“益者三友”能對我們識人交友有所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