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到1991年是我一生中生活得最困惑、最痛苦的階段，經常失眠，曾經有過整整一個星期一分鐘也睡不著。在外界看來，那十年中我似乎有過不少輝煌的時刻，但在我的內心世界里，那漫長的十年卻充滿了黑暗。不過，今天我想講的不是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而是影響我走出迷茫的一個故事。
　　
　　1989年的時候，一位朋友送給我一本書，講到一位關在納粹集中營里的、名叫VictorFrank的猶太心理學教授。在集中營里，他經歷了種種精神與肉體的苦難，他的妻子、兄弟，父母都先后被納粹送進煤氣爐里，只有他和一個妹妹活下來了。每天他都不知道今天他將被送進煤氣爐，還是將被迫幫納粹把尸體從煤氣爐中抬出來。
　　
　　有一天，他抬完尸體，一個人疲憊不堪地坐在牢房里。他覺得自己跳離了自己的軀體，從另一個角度審視自己絕望的境地。Frank領悟到了一個真理：他其實是自由的。后來出獄后，Frank稱此為“人類最后的自由”———沒有任何人可以奪走的自由。那些折磨他的納粹可以毫不留情地控制他的環境，隨心所欲地摧殘他的肉體，但是Frank將決定自己如何反應、或者不反應。在挑釁和反應之間是他選擇的空間，想象的自由。看獄人體罰Frank的時候，他開始想象他出獄后的生活，想象他跟學生講授在集中營里的學到的哲理……
　　
　　Frank沒有給他的折磨者期待中的反應，他們可以觸到他的身體，但是他們觸不到他的根本，他在道義上戰勝了他們。通過一系列嚴謹的自我訓練，利用記憶和想象力，Frank超越了他的境遇，把那塊介于刺激與反應之間的空間變得越來越廣闊，在受難中找到意義和尊嚴。他還幫助集中營里其他的受難者去體會這精神自由。
　　
　　人有別于動物是因為我們有自我認識、有想象力、有良知、有獨立的意志。我們有能力做選擇。Frank選擇的反應不是基于沖動或者情緒，而是基于他的人格和價值觀。
　　
　　讀到這故事的時候我正愛著一個不該愛的人。自己知道這事不健康，可又不能自拔。當我說“我真的沒法離開他……”時，我并不是不知對錯。只是“對”太難了，而“錯”是一種慣性，相對容易許多。我從Frank的故事中得到了深刻的啟發，看見了自己與生俱來的價值。在刺激與反應之間我可以選擇，也有義務選擇。一旦創造了這選擇的空間，“離開”就只是一個動詞，只需付諸行為。仍然是難，但絕對不是“沒法”。甘地曾經說過：“只要我們不交給他們（英國殖民者），他們就不能奪走我們的自尊。”沒有人可以不經我們的同意而傷害我們。我們對傷害自愿的準許往往比傷害本身更有殺傷力。
　　
　　我不再責怪境遇，責怪他人給我帶來的不幸。我每天提醒自己，Frank在集中營里都有選擇的空間，我憑什么不能主宰自己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