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從法蘭克福火車站步行回家的途中，路過紅燈區。一位穿著還算整齊的男人在路邊垃圾箱里翻找著空酒瓶。德國的空瓶子都有押金，價值從八歐分到二十五歐分，很多窮人都靠撿瓶子來補貼生活。
　　
　　那撿瓶者顯然是什么也沒找到，一屁股坐到地上，卻擋了我的去路。我禁不住端詳這個貌似五十多歲的歐洲男人，感覺很是眼熟，“你是薩沙吧？”我冒失地用德語問了他一句。他緩緩地抬起頭，混濁又迷離的眼神看著我，果然是他。
　　
　　認識薩沙是多年前的事情，當年留學之余在中餐館里干跑堂，一天一個高高胖胖的波蘭男人上門來找工作，可他既不會說中文，德語也非常有限。老板見廚房正巧缺個洗碗工，就讓他干了。這個東歐人性格活潑，沒多久就和中國廚師們打得火熱，我也知道了他叫薩沙。可能很多人覺得洗碗工這活東歐人怎么會干？其實在劇變后的東歐，相當多的勞動力在當地找不到工作而進入西歐。在德國，基本上所有的臟活累活，比如街道清掃工、廁所清潔員等都是由外國人來干的。好的中餐館在德國效益好，給的工資也算不太低，所以東歐人也會去干。
　　
　　對于中餐館的廚師來講，重復無聊卻又長時間超負荷的工作讓他們壓抑不已。可他們苦于不會德語又不熟悉德國情況只能在休息時間里在家待著。現在薩沙來了，雖然他也是個德語二把刀可畢竟是歐洲人，在一次與廚師們比比畫畫的聊天中，他們竟然一拍即合了。
　　
　　自此以后，他們就經常在大家一起吃飯時談論晚上什么時間出去的事情。當然聲音不大，我和幾個女跑堂裝傻充愣只是吃飯，有時也笑笑。薩沙對我們這些打工的同事是客氣的。他從他的波蘭老家還專門給我帶過一套波蘭硬幣，他知道我有集硬幣的習慣。我也回贈他一些小禮物。
　　
　　幾個月后，薩沙不知怎么經常遲到早退起來，洗碗也不像剛開始時那么勤快了，以至于廚房的盤子摞得老高，老板要親自去廚房幫忙。這時候的薩沙已經不像以前那么開朗，人變得消沉，而且經常抱怨，這工資太低，掙錢太少了。餐館的廚師們也開始遠離薩沙，他們有時會在吃飯時嚴肅地討論一件事情，我后來知道，在一次紅燈區里的游逛中，薩沙認識了一些吸毒者，開始學會了吸毒。
　　
　　沒過多久我辭去了跑堂工作，開始全力攻讀學位。一次去我曾經工作的地方吃飯，見到以前一起干活的兄弟姐妹都很開心，我發現薩沙不在，就問去哪了。大家一下安靜下來，面面相覷，一個廚師憤憤地說，他早跑了，臨走時還偷了我們幾個的錢，還好不多，幾十歐元。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不可能，因為他曾經跟我說過他從中餐館每月掙的這一千多歐元是他當年在波蘭的七八倍，有了這些錢他可以很好地生活，他為什么要偷？
　　
　　“薩沙，你還好嗎？你可記得我是誰？”薩沙迷茫的眼睛里突然一亮，這時我聽到了像很多乞討者重復千遍的話：“請問你有零錢嗎？”我從錢包里拿出十歐元給他，他接過錢就直奔火車站的地下通道，那里三三兩兩聚集著吸毒人群，是個交易的地方。他摸出了身上湊齊的三十歐元，換得了一次性用量的毒品，走出地下通道，跪在街上旁若無人地吸起來。
　　
　　在德國吸食很多毒品并不犯法，售毒卻要受到嚴厲制裁。吸毒人士多貧困，而且貧困且無工作之后還吸毒不能享受哈茨四（德國法律規定，貧困人口最低保障為每月374歐元，由政府發放，另提供免費住房）的保護。這些人終日游逛在紅燈區里，靠別人的施舍和撿瓶子度日，一有錢就會馬上換些毒品，吸上，倚在墻角，看著這光怪陸離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