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常嘲笑自己是暴發戶。確實，那種變化非常突然，而且強大。小時候住在重慶的江北區，媽媽、爸爸還有兩個弟弟，全家五口人擠在一個十三平方米的房子里。媽媽爸爸跟小弟住在里面，我跟大弟睡在外面的過道里，是個上下鋪，旁邊就緊靠一扇窗戶，窗戶外面就是走道。冬天的時候，鄰居們就會燒那種用煤炭的爐子，煤煙很大，會躥到屋子里。我們家的窗戶糊了一層紙，永遠都是爛的，從外面伸手進來就可以拍到我。一到晚上小朋友會伸手進我的窗戶，用力拍醒我：“喂，起來了，我們出去玩！”
　　
　　上廁所要跑到外面的公廁，走三分鐘才能走到。我特別記得冬天寒冷的夜里，從被窩里鉆出來穿上衣服往廁所去的路上，牙齒不停打戰的那種冷。所以到了晚上我就不怎么喝水。那時候很羨慕家里有洗手間的人家，可以在家里洗澡。你知道，我們冬天洗澡要到澡堂里面去，交一毛錢，所以一個星期才洗一次。
　　
　　在重慶讀職業高中，一邊讀書一邊打工。找工作很不容易。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個在夜總會當服務員的工作。于是，白天上計算機職業高中，晚上當服務員。特別羨慕在臺上唱歌的人，因為唱了幾首歌就可以走，收入又高，時間又短，還不影響學習。我試著對老板說：“可不可以在大家都唱完之后，讓我也上臺唱一首歌？”老板答應讓我試試，沒想到我唱得特別爛！第一次嘗試失敗。我想學唱歌，但沒有錢。
　　
　　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重慶歌劇院的王梅言老師，她教我唱歌以及自信。可以說，王梅言老師猶如我的另一位母親。不久，我成了一名歌手，可以很從容地在舞臺上唱歌。一直到現在，我表演上的態度，做人的態度，都跟王老師說的一個境界有直接關系，她說：“唱歌一定要學方法，要把方法學到非常非常好，然后爛熟于心，到最后扔掉方法，那時候唱歌就是真正的唱歌了。”那是一顆種子，播在我心里。
　　
　　回頭看，王梅言老師在我人生的道路上非常重要。因為她的鼓勵，十九歲那年，報考東方歌舞團。結果，我考上了。這是我生命中的第一個重大轉折。之后，我離開重慶，到了北京。
　　
　　在東方歌舞團，住單位宿舍。能夠到北京，并且有地方住，我已經很滿足。那個時候很喜歡北京，經常一個人在北京的胡同里亂竄。我特別能走，可以從東三環一直走到頤和園。有一天晚上，我一個人在長安街上走，看到高樓大廈里的萬家燈火，心里突然涌上一個強烈的念頭：一定有一天，這些亮著溫暖燈光的窗子里，有一扇窗是屬于我的。從那一刻開始，我就想留在北京，用我的努力為自己打拼一個立足之地。
　　
　　來北京的第二年，一個跳舞的同事叫我陪他去考北京電影學院。我只是陪他去，完全沒有當回事。那個時候我只想唱好歌，從未想過要當演員。當時那個同事非要讓我也報名，就這樣我稀里糊涂地報了名。
　　
　　命運有時候就很蹊蹺，結果他沒考上，我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