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對大齡單身男女青年各有一個“可愛”的稱呼——剩男、剩女。其實，早在1000年前的宋朝，就早已是剩男鋪天蓋地、剩女漫山遍野了，全國各地的單身男女比比皆是，即使沒有朝廷的大力號召，他們都很自覺地晚婚晚育，而且不搞同居，堪稱一大歷史奇觀。
　　
　　都是科舉惹的禍
　　
　　宋朝為什么會盛產剩男剩女？難道那時的獨身主義已經十分盛行？
　　
　　當然不是，說到底這都是科舉惹的禍。如果說唐朝是婚外戀者的天堂，明朝是文痞的天堂，那么宋朝就是讀書人的天堂。宋真宗有首詩寫得明明白白：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自有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六經勤向窗前讀。歸結起來只有一個意思——最有前途的職業不是地產商，也不是錢莊老板，而是讀書人！
　　
　　宋真宗之所以這么說，是因為宋朝是建立在換皇帝比女人換發型還頻繁的五代十國的廢墟上，許多皇帝還沒把龍椅坐熱乎就被武人們給“咔嚓”了，而且宋朝的建立者趙匡胤也是用同樣的方式登上皇位的，所以老趙打心底里就對習武之人十分抗拒。相反的，讀書之人整天跟沒有標點的文字打交道，渾身上下只有一根舌頭最有殺傷力，再怎么折騰也只能濺出點唾沫星子淹死兩個心臟病，萬萬沒有能力威脅老趙家的江山。
　　
　　于是，老趙大量地重用文人。首先，宋朝實行了高薪養廉政策，把公務員的工資拉到了任何一個朝代都無法企及的最高點，而且逢年過節大發福利，碰上三伏數九還有額外的勞保。那時的官員生活用一個字來形容的話，就是——爽！其次，宋朝有了高薪待遇，卻沒有嚴厲的監督懲罰體系，事實上宋朝的國策還對官員的腐化持縱容態度，即所謂的“刑不上大夫”，就是說官員犯了法也不會有過重的刑罰。再次，宋朝的官員數量異常龐大，常常一個官位有兩三個人同時擔任，這樣就為更多的讀書人進入官場提供了便利。最后，宋朝為官員升遷制定了一套便利措施，就拿地方官來說，一般做個幾年就可以申請調往中央，比申請轉學還方便。當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宋朝的文官比武官地位高，就如同今天的教授比副教授高一樣。
　　
　　宋朝官員的生活如此安逸，天下的男人自然不能錯過，于是耕田的啃書本，磨豆腐的啃書本，開茶館的也啃書本。一時間，四書，五書，盜版書，書書暢銷；文人，粗人，老年人，人人科舉。男人們都把中科舉作為自己的終極奮斗目標，那時的口號是“先立業，后成家”，只要考中了進士，面包便會有的，牛奶也會有的，一切都會有的。
　　
　　但是，宋朝的烏紗帽就算再多，也經不起全天下的男人去搶，成功的還是極少數。由于男人們都在忙考試，看見書比看見楊貴妃還美，這就造成了許多男子“壯年未娶”，一個個都成了剩男。
　　
　　富了女婿，窮了丈人
　　
　　男人們“壯年未娶”，自然就害苦了大宋的女人們。
　　
　　當時評價一個家族興盛的標志，是看其有幾人登科或幾個女子嫁給士子。這樣，金榜題名的士人就成了豪富之家擇婿的首選。女人什么都不怕，就怕嫁錯郎。做官的那么吃香，當然擠破了頭也要做官太太。這就造成了宋朝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榜下捉婿”。
　　
　　什么意思呢？就是說在發榜的日子，全國各地的官僚地主們一家人手拉手，大清早就紛紛出動“擇婿車”，到金明池爭相挑選新科進士做女婿。說是挑選，實際上就是搶，一日之間“中東床者十之九”。
　　
　　宋人筆記對“榜下捉婿”多有涉及。一些富人為攀新科進士為婿，每每不惜重金，堪稱人文史上一大奇觀。《萍州可談》卷一載：“近歲富商庸俗與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錢以鉺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緡。”
　　
　　這種近似金錢交易的“捉婿”蘊涵了特定的社會文化內涵，說明宋時經濟崛起，富裕起來的平民階層渴望跨入上層社會，指望金榜題名封官進爵，還能當富紳的乘龍快婿，何樂而不為乎！
　　
　　“捉婿”者中還不乏當朝高官。宋真宗時河北人范令孫登甲科，宰相王旦就把他招為女婿。有位新科進士叫高清，品學平平，宰相寇準卻將自己的侄女嫁給他，寇女死后，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將女兒嫁給他續弦，時人稱這些人為“天子門生宰相婿”。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稀罕做“宰相婿”，宋高宗時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時遭挫：他欲把女兒嫁給新科進士河南人傅察，傅婉拒，令蔡大為不快。
　　
　　在年復一年的官場博弈中,多少讀書人熬掉了青春熬白了頭！有位叫韓南的書生,多年苦讀終于考中進士,便有人來“捉婿”,他并不回絕,還寫了首詩奉上“讀盡文書一百擔,老來方得一青衫。媒人卻問余年紀,四十年前三十三”,原來該士子已高齡73歲了！
　　
　　可見當時“捉婿”市場與烏紗帽市場一樣,供不應求、貨源奇缺,能搶到好女婿者極少。搶到的自然歡天喜地,搶不到的怎么辦呢？等！為了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不在乎多等兩年。就這樣,去年等,今年等,長此以往,終于等出了一批剩女來。
　　
　　除了眼光高,當時婚嫁費高漲也是剩女高產的原因之一。宋朝因為商品經濟的發達,整個社會呈現一派崇尚奢華的不良風氣,“風俗奢靡,日甚一日”。娶妻嫁女是人生的頭等大事,加上宋朝女子再婚要被判罰入獄,所以從一而終的婚姻比唐朝要多很多,這就迫使婚嫁費一路高漲。其中,僅酒宴費一項就價格不菲。此外,“榜下捉婿”的盛行造成了一個強勢的賣方市場,進士們紛紛“娶妻論財”。如淳熙年間,太學生黃左之登第后,做了汝陽王的女婿,一次就“得奩具五百萬”,頓時“化窮薄為富豪”。就連宋神宗的弟弟楊王趙顥,“有女數人,婚嫁及期,私用不足”,都不得不向神宗預借俸料錢。至于那些不是皇親國戚的人,為了招到一個好女婿,很多都是舉債辦婚,真是“富了一個女婿,窮了一幫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