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住進病房起，對面床上的那對夫妻便一直在小聲爭吵，女人想走，男人要留。聽護士講，那女人患的是腦瘤。
　　
　　醫院的走廊里有一部插磁卡的電話機，就安在病房的門外三四米遠的地方，由于手機普及，已經鮮有人用了。可是，幾乎每個傍晚，男人都要在走廊里給家里打電話。
　　
　　男人的聲音很大，雖然每次他都刻意關上房門，可病房里還是聽得清清楚楚。
　　
　　每天，男人都在仔細地問兒子，牛和豬是否都喂飽了，院門插了沒有，囑咐兒子別學得太晚影響第二天上課。最后，他總是千篇一律地說：“你媽的病沒什么大礙，過幾天我們就回去了。”
　　
　　女人住進來的第四天，醫院安排了開顱手術。那天早晨，女人的病床前多了一男一女，看樣子是那女人的哥哥和妹妹。女人握著妹妹的手，眼睛卻一刻也不離開男人的臉。
　　
　　麻醉前，女人突然抓住男人的胳膊說：“他爸，我要是下不了手術臺，用被褥把我埋在房后的林子里就行。咱不辦喪事，不花那冤枉錢，你這回一定要聽我的啊。”女人的聲音顫抖著，淚水嘩嘩地淌了下來。
　　
　　護士推走了女人，男人和兩個親戚跟了出去。過了一會兒，男人便被妻兄扯回來。此后，男人一直坐在病床上一言不發，臉上的神情，看上去像個無助的孩子。
　　
　　終于，女人被推回來了。女人頭上纏著雪白的紗布，臉色有些蒼白，眼睛微微地閉著，像是睡著了。
　　
　　手忙腳亂地安頓好了女人，男人又出去了，回來時，手里拎著一包東西。一向都是三個饅頭、幾片榨菜便打發一頓的男人，這次破天荒地買回一兜包子。
　　
　　男人不停地勸妻兄和妻妹多吃點，自己卻只吃了兩個，便端起了水杯。
　　
　　那個夜晚，不知是忘了還是其他原因，男人沒給家里打電話。
　　
　　第二天上午，女人醒了，雖不能說話，卻微笑著瞅著男人。男人高興地搓著手，跑到樓下買了許多糖，送到醫生的辦公室，送到護士臺，還給了我和臨床的老太太每人一把。
　　
　　女人看上去精神還不錯，摘掉氧氣罩的第一天，便又開始鬧著回家。男人無奈，只得像哄孩子般，不停地給女人講各種看來的或聽來的新鮮事，打發時間。
　　
　　一切又恢復了原來的樣子，每天傍晚，男人又開始站到樓道的磁卡電話機旁，喋喋不休地囑咐起兒子。
　　
　　一天晚上，我從水房出來，男人正站在電話機旁大聲嘮叨著：“牛一天喂兩次就行了，冬天又不干活兒，餓著點沒事。豬你可得給我喂好啊，養足了膘，到年關能賣個好價錢。你媽恢復得挺好，醫生說再鞏固幾天就能出院了……”
　　
　　男人自顧自地說著，一邊的我看得目瞪口呆。我驚奇地發現，電話機上根本沒插磁卡。
　　
　　放下電話，男人看到我臉上驚愕的表情。我指了指電話，男人竟“嘿嘿”笑了。“噓……”男人的食指放在嘴邊，示意我別出聲。
　　
　　“大哥，這會兒不擔心你家的豬和牛了？”我一臉疑惑地瞅著男人，小聲問了一句。
　　
　　“牛和豬早托俺妻兄賣掉湊手術費了。”男人低低地回答，隨即沖我做了個鬼臉，用手指指病房的門。
　　
　　我恍然大悟，原來，男人的電話不是打給家中的兒子的，而是“打”給病床上的妻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