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的一個冬夜，我狂奔過日本東京繁華的新宿街頭，尋找一個名字奇怪的私人美術館，只為一幅畫。
　　
　　這家東京安田火災東鄉青兒美術館，只剩閉館前的最后30分鐘。滿頭大汗的我急切尋找，終于看到被一幅大畫獨占的白壁。
　　
　　這座美術館藏有文森特·梵高現存七幅《向日葵》真跡之一，作于1888年。對很多人而言，去看它是一種朝拜。
　　
　　我屏住呼吸走近它，輕輕在它面前坐了下來。隔著玻璃，金黃的花瓣張牙舞爪，像我的老朋友。
　　
　　剛進大學時，經歷過“中國式教育”的我，只希望以后能賺錢，越多越好。我知道怎么分析段意、寫歷史主觀問答題能拿高分，卻不知道未來的生活。直到我真正遇到梵高先生。
　　
　　大二的一個晚上，清華老圖書館鮮有人到的頂樓，放映了一部梵高的傳記影片。
　　
　　那是一個魔法時刻。片子都是景物，梵高眼中的歐洲街道、鄉村原野。全片都沒有出現梵高本人，只是在畫外音中念著他給弟弟的幾百封信。
　　
　　坐在銀幕前，那是我第一次聽這個畫家說話：“親愛的提奧，從我的窗口看造船所的景象，真是漂亮極了。白楊林中有一條小徑，白楊的苗條樹身帶著纖細的枝蔓，以優美的姿勢，出現于灰色的傍晚天空之上。水中間是一座古老的倉庫，寂靜得好像以賽亞書里‘古老池塘中不流動的水’……”
　　
　　在我的家鄉，大人口里羨慕的成功，都是哪家企業老總、哪個書記局長、哪所大學的教授。我和我的很多同學，雖然不喜歡，也只知道這種活法。但是，梵高完全不一樣。
　　
　　看完影片，當我走出老館，邁下石頭階梯時，夜空飄起點點小雨。忽然間，圖書館周圍的所有樹木都在發出自己的聲音，而我能聽見了。世界頓時變大了。梵高就在空氣中，他問我：“你知道自己一輩子想做什么嗎？你知道怎樣才是不辜負生命嗎？”
　　
　　我騎車到學校超市的花攤，那里沒有向日葵，卻有四種顏色的非洲菊，金黃、肉桂紅、粉紅和大紅。我帶回寢室去，送給室友每人一朵。它們都被插在書桌前，怒放了好一陣子。
　　
　　后來我看了梵高的書信集，才知道，他是一個普通人，原來也可以平凡掙錢度過一生。
　　
　　他出生于荷蘭鄉村，早年做過職員和商行經紀人，還當過傳教士。但這個藝術門外漢下了決心，“在繪畫中與自己苦斗”。
　　
　　他拼命練粗糙的筆，練眼睛，練某種忠誠。到最后他越來越依賴藝術對艱難生活的凈化，所以越來越多采用純粹的明黃。那是最豐盛、最純凈、最透亮的陽光，好像可以凈化所有的苦。
　　
　　大學畢業時，我放棄了一個離家近、多金的工作，留在了北方。同寢室的婧婍做了一個所有人都驚訝的決定：一句瑞典語也不會的她，孤身到瑞典念大學。不是斯德哥爾摩，那個地名誰都沒聽過，叫烏普薩拉。
　　
　　那年后，“畢業后修行一年”、“辭職去旅行”的同齡人越來越多了，新名詞“間隔年”也慢慢被社會接受。網絡上一些年輕人討論的未來也不再是升官發財，更多的是怎么“趁年輕追點夢”，讓自己不后悔。
　　
　　我們愿意過一種火焰燃燒般的生活。我想，沒有梵高，我們不會這么勇敢，愛生活，愛嘗試。
　　
　　之后一晃兩年，我不時收到寄自法蘭克福、柏林、馬德里的明信片。我知道婧婍背著包幾乎走遍了歐洲，甚至，她還到了北極圈內。利用“沙發沖浪”的社交網絡預約，她憑誠信睡過很多陌生人的沙發，和不同語言、膚色的朋友們萍水相逢，把酒言歡。在馬德里參加項目時，宿舍窗外就是湛藍的海，她可以跳下去游一圈再上來吃早飯。
　　
　　我也沒落后于她。我獨自去過了國內20多個省的44個市，不少是農村和山區。每到一個城市，我不會去名勝景點，會在尋常人家的巷子里遛遛彎，抬頭炊煙，低頭落花。
　　
　　安徽的田埂、臺州的公路、貴州的山溝，我都在“摩的”后座上風馳電掣。去年夜進云南礦難的山村，緊張地把黑車的車號發短信給主編。今年12月進大涼山，10個小時被顛得內臟挪位。穿越寒風和暗夜的拼命，是生命滿意的活法。
　　
　　我們也都會疲憊。梵高在信里承認：“我快到40歲了。對于情況的變化，我確實什么也不知道……我的作品是冒著生命危險畫的，我的理智已經垮掉了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