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秋山駿說：“我肯定是個傷感的人。”電視節目或電影的感人之處，都會讓他忽然流下眼淚。倘若妻子在旁邊，他會感到尷尬和害羞。他曾寫過一篇文章《自然和傷感》，說傷感“是生命的原始態，是人性的標志”。
　　
　　讀到這句話時，正是陽光和煦的午后，一種莫名的情緒緩緩流入我的心房。
　　
　　有一次，我去探望病人，踏進醫院大門，陡然看見柱子上五花大綁著一個男人。他30歲左右，胸前掛著一塊大木牌，被人用毛筆寫著“小偷”兩個字。炎炎烈日之下，他滿頭大汗，腫脹的臉上有明顯的巴掌印，嘴邊掛著一絲血跡，羞辱地低著頭。我的心開始顫抖：他的處境真夠可憐。他為什么做小偷？是惡貫滿盈的慣偷？還是迫于無奈第一次出手？我終于停住腳步，轉身走到他身邊，問他吃飯了沒有？他垂著腦袋，小聲說，沒關系。我到門口買了快餐和礦泉水，又因為他的手被反綁，只好把水倒入他的嘴里。他眼神感激，甚至有了淚光。當我一回頭，卻發現身邊圍滿了人，都用驚愕的表情看著我，像看著搭救中山狼的東郭先生。我只能匆匆逃離。
　　
　　不久前，我在路上向一位中年農民買石榴。忽然，一個男人騎著摩托車呼嘯而來，下車就兇神惡煞地沖著這位農民吼著：“我是管市場的，你竟敢跟我缺斤短兩！”他衣著得體，衣領潔白，原本紅潤健康的臉，此刻卻因憤怒而變形。他把農民那輛舊單車的輪胎放了氣，再狠狠地奪過秤，使勁踩斷。我忍不住打抱不平：行了，他也不容易。這個男人瞥我一眼，反問：有什么不容易？說著，他就用手里的半截秤桿，抽打這位農民黑瘦的臉。這位農民不敢反抗，一味承受。我想如果我是綠林好漢就可以拔刀相助；如果我是個記者就能拍攝下來，起碼拿著相機嚇唬嚇唬他，可我什么也不是……我黯然回家，心里一直憂傷著，飯也吃不下。
　　
　　不，我并非肯定偷竊行為和缺斤短兩，我只是覺得，社會發展了，可有些人仍然采取不人道、不尊重人的暴力手段解決問題，真讓人無法理解。只要心存一點憐憫，一點傷感，就不至于對對方的生存狀態無動于衷，不至于為了個人利益大打出手，讓仇恨替代溝通，橫亙在彼此之間。
　　
　　這個時候，需要一點傷感，就像嚴冬需要換季的春雨，巖石需要遮蔽的青苔，讓世界濕潤、溫暖起來。傷感并不是軟弱的情感，而是博大的、深沉的情懷，是人性的標志。
　　
　　斯托夫人無意中走進肯塔基州的種植場，目睹了黑奴被蹂躪的駭人聽聞的慘狀，潸然淚下，傷感和憐憫如冰涼泉水浸入了她的血液，直至骨髓。當她把自己的孩子擁在懷里，就想起被主人叫賣、打罵和折磨的小女奴；當她睡在暖和的被窩里，就想起農奴們衣不蔽體辛苦干活兒的場景。她的內心不停地回旋著一個聲音：“把這一切都寫出來吧，孩子，不管你有沒有寫作才華，需要有人把這一切攤在陽光下……”就為了胸中跳躍的那顆同情心，39歲的斯托夫人———有著六個孩子的母親，創作出文學名著《湯姆叔叔的小屋》。1862年，林肯總統在白宮致信于她：“我們都想聽聽，你是怎樣寫了那部導致一場偉大戰爭的書？”那時的美國，寫作能力比斯托夫人高深的人何止成百上千，卻是這位從未寫過長篇小說的中年母親寫就了這樣一本書———無他，一管憂傷的筆有時是一支戰斗的號角。
　　
　　凡高是傷感的，我仿佛能聽到他的畫筆下那個垂著干癟乳房的棄婦的哭聲。
　　
　　盧梭是傷感的，他思索著人類的命運，抱樹而泣。
　　
　　司馬遷是傷感的，他偉大的悲憫在《史記》里流淌著。
　　
　　傷感和憐憫是偉大的人類情感，無論什么時期，都不應當被我們遺棄———當你目睹各種有形無形的暴力正在發生時，你也會是那個傷感的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