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七古與《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內容不同，《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未寫戰斗，是通過將士頂風冒雪的夜行軍情景烘托必勝之勢；此詩則直寫戰陣之事，具體手法也有所不同。此詩可分四層。

起首六句寫戰斗以前兩軍對壘的緊張狀態。雖是制造氣氛，卻與《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從自然環境落筆不同。那里是飛沙走石，暗示將有一場激戰；而這里卻直接從戰陣入手：軍府駐地的城頭，角聲劃破夜空，呈現出一種異樣的沉寂，暗示部隊已進入緊張的備戰狀態。據《史記·天官書》：“昴為髦頭（旄頭），胡星也”，古人認為旄頭跳躍主胡兵大起，而“旄頭落”則主胡兵覆滅。“輪臺城頭夜吹角，輪臺城北旄頭落”，連用“輪臺城”三字開頭，造成連貫的語勢，烘托出圍繞此城的戰時氣氛。把“夜吹角”與“旄頭落”兩種現象聯系起來，既能表達一種敵愾的意味，又象征唐軍之必勝。氣氛醞足，然后倒插一筆：“羽書昨夜過渠黎（在今新疆輪臺縣東南），單于已在金山（阿爾泰山）西”，交待出局勢緊張的原因在于胡兵入寇。果因倒置的手法，使開篇奇突警湛。“單于已在金山西”與“漢兵屯在輪臺北”，以相同句式，兩個“在”字，寫出兩軍對壘之勢。敵對雙方如此逼近，以至“戍樓西望煙塵黑”，寫出一種瀕臨激戰的靜默。局勢之緊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緊接四句寫白晝出師與接仗。手法上與《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寫夜行軍大不一樣，那里是銜枚急走，不聞人聲，極力描寫自然；而這里極力渲染吹笛伐鼓，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突出軍隊的聲威。開篇是那樣奇突，而寫出師是如此從容、鎮定，一張一弛，氣勢益顯。作者寫自然好寫大風大雪、極寒酷熱，而這里寫軍事也是同一作風，將是擁旄（節旄，軍權之象征）之“上將”，三軍則寫作“大軍”，士卒吶喊是“大呼”。總之，“其所表現的人物事實都是最偉大、最雄壯的、最愉快的，好象一百二十面鼓，七十面金鉦合奏的鼓吹曲一樣，十分震動人的耳鼓。和那絲竹一般細碎而悲哀的詩人正相反對。”（徐嘉瑞《岑參》）于是軍隊的聲威超于自然之上，仿佛冰凍的雪海亦為之洶涌，巍巍陰山亦為之搖撼，這出神入化之筆表現出一種所向無敵的氣概。

“三軍大呼陰山動”，似乎胡兵亦將敗如山倒。殊不知下面四句中，作者拗折一筆，戰斗并非勢如破竹，而斗爭異常艱苦。“虜塞兵氣連云屯”，極言對方軍隊集結之多。詩人借對方兵力強大以突出己方兵力的更為強大，這種以強襯強的手法極妙。“戰場白骨纏草根”，借戰場氣氛之慘淡暗示戰斗必有重大傷亡。以下兩句又極寫氣候之奇寒。“劍河”、“沙口”這些地名有泛指意味，地名本身亦似帶殺氣；寫風曰“急”，寫雪片曰“闊”，均突出了邊地氣候之特征；而“石凍馬蹄脫”一語尤奇：石頭本硬，“石凍”則更硬，竟能使馬蹄脫落，則戰爭之艱苦就不言而喻了。作者寫奇寒與犧牲，似是渲染戰爭之恐怖，但這并不是他的最終目的。作為一個意志堅忍、喜好宏偉壯烈事物的詩人，如此淋漓興會地寫戰場的嚴寒與危苦，是在直面正視和欣賞一種悲壯畫面，他這樣寫，正是歌頌將士之奮不顧身。他越是寫危險與痛苦，便“越發得意，好象吃辣子的人，越辣的眼淚出，更越發快活。”（徐嘉瑞《岑參》）下一層中說到“甘苦辛”，亦應有他自身體驗在內。

末四句照應題目，預祝奏凱，以頌揚作結。封常清于公元754年（天寶十三載）以節度使攝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在漢時位次宰相，故詩中美稱為“亞相”。“誓將報主靜邊塵”，雖只寫“誓”，但通過前面兩層對戰爭的正面敘寫與側面烘托，已經有力地暗示出此戰必勝的結局。末二句預祝之詞，說“誰不見”，意味著古人之功名書在簡策，萬口流傳，早覺不新鮮了，數風流人物，則當看今朝。“今見功名勝古人”，樸質無華而擲地有聲，遙應篇首而足以振起全篇。上一層寫戰斗艱苦而此處寫戰勝之榮耀，一抑一揚，跌宕生姿。前此皆兩句轉韻，節奏較促，此四句卻一韻流轉而下，恰有奏捷的輕松愉快之感。在別的詩人看來，一面是“戰場白骨纏草根”而一面是“今見功名勝古人”，不免生出“一將功成萬骨枯”一類感慨，蓋其同情在于弱者一面。而作為盛唐時代浪漫詩風的重要代表作家的岑參，則更喜歡強者，喜歡塑造“超人”的形象。讀者從“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所感到的正是如此。

全詩四層寫來一張一弛，頓挫抑揚，結構緊湊，音情配合極好。有正面描寫，有側面烘托，又運用象征、想象和夸張等手法，特別是渲染大軍聲威，造成極宏偉壯闊的畫面，使全詩充滿浪漫主義激情和邊塞生活的氣息，成功地表現了三軍將士建功報國的英勇氣概。就此而言，又與《走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并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