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我還記得十九歲時，爸媽教我喝酒的事。
　　
　　那是我找到了第一份正式的實習工作，周末迫不及待地跟家人分享。我姥姥憂心忡忡，說：“做翻譯啊，那是不是得陪著老板去參加飯局應酬什么的呀？你不會喝酒，萬一被人灌酒可怎么辦？”
　　
　　“您不知道我是面試了多少輪才被錄取的，人家是正規公司，不會總應酬的，最多也就是喝點兒紅酒而已……”我辯駁。
　　
　　我媽出來打圓場，說：“沒喝過我們就陪著她喝一喝，先看看酒量，酒量實在太差的話再說。”
　　
　　“哪有當媽的勸女兒學喝酒的，您就不怕我學壞了？”我問。
　　
　　“你要學壞，我能攔得住嗎？還不如趁我看得見你的時候讓你學。”她完全無視了我的目瞪口呆，開始給我講解干紅、半干紅、甜紅的具體區別，怎樣舉杯的姿勢最優雅，怎樣搖晃既能不灑出來，又能最大限度地喚醒紅酒的香味，等等。
　　
　　我跟著爸媽推杯換盞，從下午五點喝到深夜，不知道喝了多少，就迷迷糊糊地睡著了。
　　
　　我是在沙發上醒來的，一睜眼就迎上我媽的大笑臉：“我家姑娘不錯，酒量不差，酒品也很好。”她拍拍我的頭，鄭重地看著我，說：“紅酒一瓶半，白酒八兩，這是你能力的底線，一定不要超過，記清楚了？”
　　
　　我諾諾點頭，我媽則嘆口氣：“姑娘大了，有些社交的技能沒有錯，但是一定要知道自己的能耐，對自己多一些把握，也就多一點自由。多一點自由，就可以多觸摸一點這世界。”
　　
　　我的表妹雅雅，在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的那天，決定要去做微整形手術。
　　
　　她嫌棄自己眼睛小，下頜的弧度不夠優美，于是，偷偷拿出壓歲錢跟同學一起去交了定金準備開眼角、墊下巴。可是，一不小心被姨媽姨夫看到了收據，她硬著頭皮準備應對好一場狂風暴雨。
　　
　　結果，他們沒有反對也沒有斥責，只是驚愕了幾分鐘，輕描淡寫地對她說：“挑個好醫院，貴些也不要緊，一定要安全，由爸爸開車陪你去。”
　　
　　雅雅的小手術很成功，短短兩個月，臉上連一小道疤痕都沒有留。整個人比原先亮麗了不少，不僅是外貌，還多了那種從內向外散發出的自信和活力。
　　
　　有親戚聽說了這件事，嘖嘖感慨：“女孩子提升內在美就行了，偏偏要在臉上動刀子，這萬一整上癮了，幾年過去你還能認得出她嗎？”
　　
　　“她已經是成年人了，我能攔得住她一天，能攔得住她一輩子嗎？還不如在我能看著她的時候，讓她去嘗試一下，如果外貌上的一點提升就能給她帶來極大的自信，不也挺好嗎？”
　　
　　雅雅終究也沒有變成一個整容成癮的姑娘。相反，因為受過“挨刀子”的苦，嘗過那種新鮮的、有些叛逆的滋味，她一改當年的沉悶和膽怯，主持了好幾場晚會，業余還給自己報了鋼琴班和圍棋班，大學生活過得有滋有味。
　　
　　一個人要想達到真正的自主，不可缺少的是一個對父母“去理想化”的過程，打破對父母全知全能的幻想，不再無選擇地接受父母的價值觀和標準。
　　
　　正如龍應臺在《目送》中寫過的一樣：
　　
　　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他的風箏已經飛得那么遠了，他的船有天再也停不進你的岸。
　　
　　你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在他做出選擇時，幫助他正視自己的選項，以及他決定冒險時，盡自己的力量再為他護航一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