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60年代初期的香港人Joe，于1985年步入社會，相繼在亞洲、歐洲、美國的500強公司中擔任過中層管理職位。他介紹說，“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是最幸運的，趕上了香港最好的時候。”從他參加工作一直到2000年左右，香港處于亞洲商業的中心地位，也是歐美企業在亞洲的落腳點和中轉樞紐，背靠大陸的國際化，使得香港獲得持續了一代人的繁榮。
　　
　　2000年之后，受大陸經濟崛起和世界經濟發展影響，香港的角色開始發生轉變，從“世界展示的樣板”逐漸回歸本港生活。從語言的角度來看，香港人講英語的環境漸漸減少，說中文的開始逐漸多起來。“我在大陸待了十年，現在已經習慣用拼音來輸入簡體漢字。但有些香港人看不慣，他們跟我抱怨，你為什么不能用繁體？漢字若倒回去20年，不該有這樣的問題。作為香港人，你應該什么都會，什么都可以。英語可以，中文也可以；繁體可以，簡體也可以，你才能跟亞洲那么多國家做生意。”簡言之，“今天的香港人不夠包容，而包容和開放，應該是香港人的生存本能。”
　　
　　張五常說過，“香港的滑落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自然結果。”商業和互聯網的發展，使得內地在有了北京、上海、深圳等國際化的大都市之后，整個大中華區域對香港以及港人的需求逐漸降低，現在“香港人不僅僅是說英文的機會少了，說普通話的機會也少了。”
　　
　　而香港的年輕人囿于環境的變遷，缺少前往世界各地工作和生活的機會，相應地，也就缺少上一代人的“務實和包容”。以“微信”為例，這個手機應用在香港約有300多萬使用者，占香港常駐人口的一半左右，用戶以40歲以上的人居多。但不少年輕人就是不用微信，因為這是大陸來的東西，“他們跨過了從只反對不好到全盤反對的分界點，不再理性”，Joe說。
　　
　　大陸開通自由行以后，不少到香港來旅游的內地游客，“不排隊、隨地吐痰甚至小便、高聲講話、掃貨到精光”，都使得受過部分媒體負面宣傳影響的香港年輕人對大陸有了更多的負面看法，滋生了情緒。同時，受經濟形勢影響，很多人的工作變得不穩定。年輕人感受到了更大的壓力，“這無形中讓那些情緒與日俱增。”
　　
　　Joe說，今天的香港社會存在兩種主張。一種是年輕人為主，一種是他們這些相對年長的人。占中就是年輕人做的，但稍微年長的人并不支持這種方式，“我所接觸到的商業主流也并不支持。我們也嘗試去幫年輕人打開眼界，走出去，腳踏實地了解這個真實的世界政府和一些機構曾建議讓香港的年輕人在暑假去大陸接受幾周的軍訓或者交流活動，他們反應強烈，說這是洗腦”，Joe有些無奈。
　　
　　苦難才會讓人成長，讓人從骨子里理解這個世界的真實的一面。某種程度上講，“生于安樂”，使得香港的一些年輕人被“寵壞”了，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真正的窮苦。香港現在的秩序和繁榮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面包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知道從無到有的過程和其中的艱難，是現在香港的部分年輕人短視的原因。“香港的一些年輕人所厭惡的某些大陸同胞的缺點，不論是歷史上的還是現在的，卻有很多都出現在了自己身上，但他們不知道。”
　　
　　Joe坦言，“香港該怎么走出困境，我也不知道。香港是不是已經到了最壞的點，接下來會不會反彈，我也不知道。”但他認為年長的主流的群體，早已意識到問題，并愿意看到改變，支持改變。這是一個有著開放的豐富經歷的人群，他們是務實的，清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