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的美國，一大批作家都深受超驗主義的影響。畢業于哈佛大學的亨利·戴維·梭羅決定返鄉教書。過了3年，他覺得返鄉還不夠徹底，遂玩起了“獨居”，成為老一輩的美國“空巢青年”。
　　
　　1845年3月，梭羅向《小婦人》的作者奧爾科特借了一柄斧頭，孤身一人跑進無人居住的瓦爾登湖邊的山林中，自己砍樹，建造了一座小木屋，并在小木屋里住了兩年零兩個月又兩天。
　　
　　他說自己就像住在大草原上一樣遺世獨立，擁有屬于自己的太陽、月亮和星辰。不過他沒有安安靜靜地獨自欣賞美景，而是寫了整整一本書來“炫耀”獨居生活，這本書后來成為很多文青的朝圣指南。
　　
　　他感受到“周遭自然環境帶來的甜美與益處，人類鄰里的種種虛無的益處變得一點都不重要了，我再也沒有興起過需要人類鄰居來陪伴的念頭”。但他同時也明白，“大多數人，在我看來，并不關愛自然。只要可以生存，他們會為了一杯朗姆酒出賣他們所享有的那一份自然之美”。
　　
　　說得真是太好聽了。就像身邊那些憂郁的朋友，揣著幾罐啤酒去海邊，走偏僻的沙石路，兩旁是低矮的樹叢，里面藏著幾株野麻。坐在僻靜的野灘上，抽半盒煙，看沒有生機的臟海，墨綠的藻類纏繞萬物，四周天際一片灰色。在走之前除了留下煙蒂和酒瓶，還一定會拍一張虛頭巴腦的照片，花半小時美圖，再配一句“詩與遠方”，然后默默等人點贊。
　　
　　他們一邊熬夜加班，吃臟外賣，懸浮在黏粥一樣的霧霾里；一邊還要聽民謠，關心學區房政策，反思共享經濟，供奉“男團”“女團”，給照片加濾鏡。
　　
　　他們的生活過得十分分裂，騎著ofo逃離北上廣，靈魂隨意安放，對明天抱有幻想，因為“儀式感”本身比儀式重要得多。
　　
　　雖然造不起湖邊小屋，但都市“空巢青年”每周訂一次快凋謝的降價鮮花，擺在出租屋唯一朝陽的窗邊。他們崇尚北歐的“安全距離”，熱情轉發“為了不與人交流，某人裝了十幾年盲人”的新聞。鄰居對他們來說只是一串鉛牌上的數字。他們無法忍受半夜回家和不倒垃圾的室友，懶得進入一場真正嚴肅的關系。他們把獨自生活看成一種更高級的生存狀態并以此作為標榜，甚至連曬出來的“孤單寂寞冷”都是變相的“傲嬌”。吃下的真正的苦，打碎了的牙，早就混著血默默咽進肚子。
　　
　　這樣的“隱居”充滿悖論。生活在一個多世紀前的梭羅早就看透了這一切。
　　
　　梭羅的小屋離公路只有260米，天氣好的時候，他完全可以透過次生林看到汽車經過。小屋離康科德市中心也只有2。13公里，好朋友愛默生的住處也在散步的范圍內，甚至去他父母的居所也只需步行10分鐘便可到達。理查德·扎克斯在《西方文明的另類歷史》中描述，梭羅幾乎每天都要去一次康科德，他的母親和姐姐每周六會給他送食物，而他自己則時不時地回家去，“將家里裝點心的壇子舔個干干凈凈”。
　　
　　他的那些文藝圈朋友也頻繁光顧他的小木屋，在湖畔舉行聚會，甚至成立了名為“瓦爾登湖協會”的文人社團。天天派對，夜夜笙歌。
　　
　　除了接待各種紛至沓來的參觀人群外，梭羅還在小屋旁制造了一場森林大火。起因是煮魚雜湯，火起后，這位大哥并沒有著急滅火，而是爬到小山坡上觀賞火景，事后還寫道：“那真是十分壯觀的一幕，而我是唯一欣賞到它的人。”這場大火燒毀了300英畝林地。
　　
　　文藝青年玩起文藝來可真是勇猛精進。“隱士感”比做隱士本身更令人著迷，“空巢感”比空巢本身更具吸引力。房門一關，以為就疏離了人群。時常抱怨生活和愛情都欺騙了自己，起碼要在精神上讓人覺得孤立無援。
　　
　　能夠自由地選擇獨居，絕對是人類的進步。不過真正的隱士可不好當，開車半個小時到鬧市享受煙火生活，通常是刻在人類基因里的交流需求。如果安靜能給你力量，那你可以選擇閉嘴；如果還需要繁華都市，那就盡情享樂，無須“外冷內熱”地苦心營造一種“高級”的孤獨感。“空巢青年”也不是一個時髦的標簽，誰都能往自己身上貼。
　　
　　那句話怎么說來著，誠實的生活方式其實是按照自己身體的意愿行事，餓的時候才吃飯，愛的時候不必撒謊。